其二，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趋新。

晚清北京虽不像东南开埠城市那样受欧风美雨的强烈熏染，但是，各种涉外活动依然对世俗民风产生了一定影响，并逐渐促成趋新的社会风尚。而且，趋新还往往伴随崇洋的意味。越到晚近，趋新之风尚影响越大。

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人赫德负责的总税务司署迁至北京。赫德成了清政府国际事务方面的得力顾问。他曾说：“我自从1861年首次到北京以来，就敦促总理衙门向着西方所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前进”。[15]赫德的影响作用不仅在于推动清政府各种制度的现代化，而且还在于由此引起思想观念、社会风尚的改变。譬如经他举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任同文馆总教习。在其治下，同文馆的译书活动成为定制，所译书籍自行印刷，免费发送各级官员。这些书籍包括自然科学、各国法律、*经济、世界历史等。[16]西书带来的思想观念变化显而易见。以荫生先后在工部、邮传部、大理院任主事、员外郎的孙宝瑄，甲午前后所读书目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应该是这种影响的证明。此前孙宝瑄主要读古书，如《左传》、《明记》、《明史》、《月赋》、《北山移文》、《游仙诗》等，[17]甲午之后，所读书籍不仅包括时务，而且还包括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等书籍。自1894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