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识见、新观念、新风尚建筑在新的生活方式基础之上。对大众而言，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变化就无缘产生。当上海城市生活初步近代化之时，人们先是受到强烈感官刺激，继而形成学西学崇洋趋新之风。许多文人笔记不约而同提到上海的变化“惊心眩目，应接不暇”。[31]接下来，对西洋文化的欣羡之情多了起来。看到上海租界的新闻纸、市政管理各种规章，晚会、舞蹈、赛马等活动，人们不禁啧啧称叹：“盖西人于游戏之中，仍寓振作之义，青年子弟籍此以舒筋力。”[32]光绪二年，一位从事艺术的文人写道：“订定饭后同看铁路……乘车过大桥，见老幼男女。纷至沓来。细阅铁路之制……余当未经得见之时，不知火车铁路如何奇异，定须大费工力，而后能成。今见其制造之法，亦不甚难，惟易于图成难于创始耳。现在规模粗具，火车尚属寥寥，将来必为装运货物之用也。”[33]光绪五年，江苏的一位长于舆地的学者游上海，先一日“购日本地球仪三厘，为高丈子上、龚文寿秋、莲侄买申昌馆书籍。”又一日，“至新报馆，订《西国近事报》一分，《新报》一分，托荔泉按月汇寄。”过了几天，他再次上街，“观印书籍……，谈及印字机一架祗五百元，大小铅字二副，约一千五百元上下。余意跃跃动，拟回时商诸同志。”[34]

与文人慨叹上海变化差不多同时，北京还是另一番景象。1866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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