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清和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人口行为了：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中国已婚夫妇自结婚至开始生育的间隔时间比较长，结束生育的时间比较早；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性的*”；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加快其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他们又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其计划人口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婴儿存活 [3]。这些论点（特别是最后一点）发表之后，自然引致了学界同仁的激烈争论。

的确，过去人们一向以为，中国的人口，只是受所谓“积极制衡”（即战争、瘟疫和饥荒）控制的，只有其所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这样一种马尔萨斯式的“悲观”论点，现在看来，岂不都成了一个“神话” [4]？

由此，一个新的“神话”出现了。中国人能主动、自觉地控制人口！不是在20世纪，而是在那以前长达几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时间里！试问：没有这样的生育控制能力（和它的普及），一些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的人口，怎样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后一时期的低速成长呢 [5]？

也许与众多的批评者不同，笔者并无意于否认中国历来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实现“避孕”的。在这里，问题可能只是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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