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得仁等，非以书院公田私行变卖，即以他人批约冒滥承充，于是该学将盗卖之契追缴，分别惩创退耕”（38）。其四，有些捐户也违反契约，擅卖所捐学田。道光元年（1821年），四川巴县陈文贵将所买黄泥坳田业一份，送入字水书院，以充膏火。道光十六年（1836年），文贵亡故，其子与子侄等人因人丁浩繁、租谷不敷日用，加之开设炭窑折本，负债累累，即商议将该田出卖，书院告至官府，官府命其或将原田追回，或照当时卖价如数缴纳，以便另置产业生息。（39）其五，宗族塾田的租银有时也会因族内他项事物而被挪用。如周氏家塾，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置田收租，“嗣后接年所收田租因宗族修整支用。咸丰元年（1851年）凭族众清算，宗族实亏欠义学钱300串……”（40）。其六，寺院僧徒对学田也有侵蚀现象。如道光年间，黎世序官淮海道，将崇实书院原被普应寺僧占去的膏火田600亩，清出复归书院（41）。以上种种对学田的肆意侵没，给学校造成了严重后果，不少学校由于学田被侵等原因，学徒众散而去，“弦歌之音不闻久已”。
清朝学田收支管理的严格性、独立性，使其基本不受国家财政盈亏的影响，各学钱粮收入做到了专项、专收、专管、专用，避免挪用借支，加上屋课、息钱之类，遂使各级各类学校大多拥有一定数量的学田及稳定的钱粮收入，保证了学校的日常费用的支出，不免使古人有“欲求一经久之方，万全之策，诚莫善于学田”之叹！（42）这也正是学田制度最根本的意义之所在。同时，学田制度将封建国家和私人办学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有效地解决了清王朝的教育经费问题，不仅从文化教育上加强中央政权的稳固，而且为人才的培养，为社会教育的扩大以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是一种在我国封建社会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土地利用形式，在清朝的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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