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物价上涨而导致例价不敷使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如漕运、盐政、铜政、钱法等无不深受困扰。举事关全国财政金融稳定的滇铜为例，云南各铜厂采取官府预借铜本、厂民得铜之日缴铜还本的方式，康熙年间官铜定价每百斤三四两至五六两不等，后因食物腾贵、柴炭价昂，厂民所得铜价日渐难偿铜本，雍乾间虽屡经加价，仍无济于事。但因“度支之稽制有经”，“官给之价，难再议加”［（５９）］，于是：“民则领后补前，官则移新掩旧”［（６０）］，日积月累，逐酿成一次又一次“厂欠”巨案。滇铜生产自乾隆中达到鼎盛即开始衰落下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格于成例，势不能再加铜价。

通过上述事例不难看出，急剧上涨的物价业已突破了“部定例价”，而锢死的经费岁入又被通货贬值大大削弱，不得以只好苟且敷衍，即使勉强“津贴”、“加价”，“谥于”原定之例，也不过如杯水车薪，无补于事。中央财政如此困难，财政经制又如此死板，地方更不敢轻易举事，各省督抚俱视动帑兴利为畏途。乾隆中著名督抚陈宏谋曾指出：“司计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可免目前驳诘，又可少日后干系”，他深为忧虑地说：“人人如此，事事如此，地方诸事，日就废弃，并非长策也”［（６１）］。总而言之为“不加赋”所框死的财政经制已完全制约了中央及地方用于能量型的财政开支，这只能造成经济停滞、财政状况益发窘迫的恶性循环的后果。

更为严重的是，１８、１９世纪之交，当西方武装侵略的危险日益迫近时，中国国防的落后已暴露无遗。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不仅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最新产品，而且也带来了可用于实战的新式火炮及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军舰的模型。是年八月底，乾隆巡幸返京后很快前往圆明园观看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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