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个体还是群体角度考察，从属于早期资产阶级中的买办人物均呈现出明显的经济粘连特征，很难用一般意义的商人、实业家或金融家的概念加以涵盖。或许是“始生之物，其形必丑”的缘故吧，我们所看到的早期资产阶级分子就是这样一批面目模糊、脚踩八方的“四不象”人物，而早期资产阶级中普遍存在的同乡团结和家族关系网，又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助长了此种经济上的交叉共融倾向。(关于资产阶级的同乡团结和家族结构，请参阅法国学者白吉尔夫人的新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法文本）第四章。)

　　不过朦胧之中亦有征兆可查，尽管早期资产阶级的经济结构具有盘结交错、扑朔迷离的粘连性或包容性特征，但在畸形天秤的砝码上，近代产业的比重毕竟是在逐渐增大。如到1911年为止，祝大椿在近代产业方面的投资估计已达214．25万元之巨。沈云沛的产业投资估计也达114．75万元。根据对包括祝大椿、沈云沛、严信厚在内的14个实业巨子投资情况的调查，辛亥革命前他们在近代产业方面投资共计999．51万元。另据有关统计，中国民族资本在近代棉纺业上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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