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四川正式奏准摊丁时，只有威州等十一州县仍丁地分征。广西也在雍正摊丁前就基本完成了改革，仅有全州、罗城和阳朔三州县分征。广西州县“以粮载丁”时间大都不详，但康熙中的记载已说那里的编丁“通例”是“大约从粮居多”[55]，又各地方志所载清初原额人丁数多带分、厘尾数，可证至晚到清初，广西大部分州县已经“以粮载丁”了[56]。
其他省在顺、康时实行摊丁的州县不如上几省普遍，但零零星星也有一些，如陕西南郑、褒城、沔县、直隶乐亭、河南太康、山东州、黄县、江西都昌、南昌、湖北沔阳州、湖南安乡、云南阿迷州等等，都在这一时期摊丁[57]。还有一些州县在雍正批准全省摊丁前就已改革，但改革的时间不能得到确证[58]。
总之，截止到康熙末年，自行摊丁的州县已经星星点点地分布在东西南北的许多省份之中，具有了相当规模，显示出历史的大势所趋。这些州县的分布，南方多，北方少，而南方又以东南及西南两个方向上最多。此种情况与各地原来一条鞭法改革的基础不无关系。明代推行一条鞭法，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因土地肥沃，负担赋税的能力较大，多按田派差，以人丁为辅；北方则正相反，土地的负担能力有限，多按丁派差，以田地为辅。以是之故，南方丁银相对于北方来说较轻，再进一步摊丁入地，自然就容易些。西南各省的差役、丁银之所以多按粮起征，是由于那里地广人稀，丁口负担能力低；明末清初西南残破过甚，册籍散失无稽，清初清查时顺便改制，也是重要的原因。
应当说明的是，这些在清政府正式改制之前的地方自行摊丁，由于政府尚未放弃征丁原则，它们的丁银还没有同人丁完全脱离关系，原则上必须“丁增赋亦随之”，即银数不能固定，每次编审都有一个重编问题，因而易生弊端。同时丁银仍与人丁相联系，它同地亩田赋的结合也就不可能十分牢固，在土地买卖推收过割之际，买主往往买田不买丁，使农民田去丁存，时间一久，仍难免出现有人田多丁少，有人田少丁多的局面。这些问题，在政府废除征丁原则之前，是不可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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