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清以后，顺治、康熙时期，由于丁银难征且给社会造成极大扰害，改革的呼声日高。在这种背景下，又有许多州县加入到摊丁的行列，尤以东南江浙及西南四川、广西等省为多。在浙江，早在康熙十年（1671年），布政使袁一相就提出“按地派丁”，认为“地土乃一定之额，鱼鳞册内无遗漏；人丁乃无定之数，一则登耗不同，一则往来靡定，若欲一一清编，其事甚难，而其患甚大”。尤其是无产之“赤脚光丁”，“所纳丁银不过钱许，而现年往催，一次脚力饭食，足抵一丁之银；倘往催不应，势不得不赔纳矣”[48]。四十年代初，宁波还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人民群众要求“照地派丁”的风潮[49]，说明丁银问题已亟待解决。这样，大约从康熙中以后，浙江许多州县相继改按人派丁为按地派丁。四十年代初任浙江布政使的赵申乔说：“浙省近来各州县竟不从人起丁，而从田起丁”[50]，可见已经十分普遍。具体事例则如康熙四十八年张德纯（字天农）任常山县知县时，五十八年戴兆佳任天台县知县时，都曾在本县实行过摊丁[51]。江南州县在康熙时摊丁的也很多。康熙中山西沁水县知县赵凤诏说：“东南之通例，丁随粮转，各从其地”[52]；雍正五（1727年）年两江总督范时绎题请江南摊丁的奏疏说：“江南各州县内，向有丁银随田征输者”[53]，皆可为证。

西南方面，四川、广西在清初就大部分州县“以粮载丁”了。四川实行“以粮载丁”同清初清理赋役有关。清初四川荒残特甚，赋役旧册多在兵燹之后“散失无稽”。战事结束后清政府招徕外省客民入川垦荒，同时着手恢复赋役征派。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因旧册无稽，另一方面也为了迅速垦荒，恢复经济，多数地方便把丁粮编入田赋，而不再按丁征派。后来，又不断有州县改制，如李维钧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任荣昌县知县时，就曾在该县摊丁[54]。到雍正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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