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担不均使沉重的丁税愈来愈压到广大穷苦人丁身上，迫使他们大量逃亡、漏籍，由此导致丁册严重失额。如陕西丁册原额民丁2675047丁（系折算的下下则人丁数，下同），康熙二年（1663年）实在数只有2185520丁，雍正时又减少到2140809丁，只及原额的80%，比康熙二年还少2%。失额最严重的兴安州只有原额的19.3%，比康熙二年少28%。[29]从全国看，康熙时期的人丁数字虽是缓慢上升的，但始终也没有达到清初《赋役全书》的原额数。为了充实丁额，康熙十七年令各省将归并卫所屯丁“照州县人丁例一体编征”。二十五、六两年连续下令严格编审：“州县将新增之丁隐匿不报者罪之”；“编审缺额人丁，令该督抚陆续招徕，于下次查编补足”。三十五年，又把云南省兵丁的兄弟、亲属、余丁悉行查出，编入丁数，输纳钱粮。[30]甚至连贵州这样边远的省份，康熙三十一年编审，户部也“以其人数寡少，驳令加增”[31]。直到康熙五十一年，户部还在题奏：“州县官员，如有将应增添之丁隐匿，不行添入编审册内，该督抚即行题参”[32]。可见丁额仍然不足。如果再考虑到丁册内失额不报或报而不除的虚假成分的话，问题还要严重得多。

丁不足额必然大大影响清政府的税收。“始以数丁之徭坐之一丁，久之一丁之供同于数丁，赔纳不堪，逋欠益夥”[33]。这种现象在康熙时十分普遍，而且愈是丁银重、逃亡多的地方，就愈严重。陕、甘、山西等省自不待言。他如在浙江号称“丁粮独重”的常山县，清兴以来，“兵燹频仍，疫疬流行，户口寥寥无几”，“一图有仅存一二丁、三四丁者，几同空谷”，丁银包赔极多，“历年逋欠万余”[34]。又如广东琼州府属澄迈、临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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