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腐败，编审滋扰，私征杂派，使人丁负担重上加重。每五年一举的人丁编审是各级地方官吏以及经承、里书们发财的大好机会。康熙九年（1670年）福建莆田县审丁公然索贿：“未审，每丁三钱可以贿脱；既审，每丁五钱方能摘出，官吏分肥”[19]。各种公费也都乘机向民间摊派：“有里书里长之费，有州县造册之费，有院司道府吏书纸笔之费，有部册之费，有黄绫纸张解册诸费，悉向里户公派，追索甚于丁粮，各省皆然”[20]。这种摊派，不一定都与编审有关，且大都用一派十，没有一定之规。当时有人把那些无情吸血的经承、差役、歇保乃至有司称为“群蠹”：“黎元之膏血日以枯，而中饱者，群蠹也”[21]。康熙末年，直隶雄县有个姓刘的总书，每年杂派万余两，“官收其六，彼蚀其四”[22]。无艺私征的结果，“百姓穷蹙不支，致多流离转徙”[23]。
清初丁银制度的再一个问题，是贫富负担严重不均。在封建生产关系下按人征丁，必然是由无地少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来承担丁税的大部分，而地主富户因人口少负担的丁税也少。然而除这个基本的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使负担更加不均：一是绅衿地主法定的优免，二是编审不公。关于绅衿优免，清代对官、吏及生员以上身分的士人的优免则例最初照依明代，顺治十四年（1657年）改定为：“一品官至生员、吏承止免本身丁徭，其余丁粮仍征充饷。”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再次重申这个原则，强调不许绅衿族户子弟诡寄滥免。[24]但这只不过是官样文章，在腐败的吏治和乡绅豪强的破坏下不可能认真执行。如在山西沁水县，顺治十四年奉文将原由绅衿包免的供丁清出后，供丁额银本已摊派于通县额丁之内，乃又复“私立供丁名色，滥免公务杂差”，“清出之丁虽均徭于阖邑，而冒免之丁反数倍于旧额”，“穷民敢怒而不敢言，有司能言而不能行”[25]。当时北方“乡绅供丁多至数十名，青衿亦有数十丁者”，这使“百姓独肩力差，终年毕世，罔有休息”[26]。南方有优免丁一般只负担里甲一差的纲银，其他均徭、民壮、驿站等差银全都豁免，有优免丁和无优免丁的纳银数额往往相差数倍之多。编审不公更是触目惊心：“奸豪巨猾欲减多粮而就少，避重差而就轻，于是花立户名，诡寄别里，而总书册房，或受人贿嘱，或将己粮飞洒各户，移换斗则，脱漏顷亩，冒栽田地，种种弊端，莫可穷诘”[27]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