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丁难以核实，朝廷税额却不能短少，于是各地州县只能拿在籍人丁开刀。“自承平以来，有司谨守原额，如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鸠形鹄面之人呼天抢地无所告诉，甚则人已亡而不肯删除，子初生而责其当差，沟中之瘠尤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入追呼之籍，苟无缺额而已，遑恤其他”[13]。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又相沿旧习，每遇编审，有司务博户口加增之名，不顾民生疾痛，……应删者不删，不应增者而增”，[14]。如广西迁江县原额人丁460丁，康熙二十年至四十年五次编审增加42丁，“夫以数十年之休养生息而仅增此四十二丁，不可谓不少矣，然按册虽有四十二丁之增，而核实则仍四百六十丁之额”，结果虚增人丁应纳之银只能由在籍之460丁包赔，致每丁额征从0.65476两增加到0.714541两[15]。

在籍人丁不堪重负，只有逃亡，于是跑了的人的丁银又要加到没跑人的身上。清代编审有一个不成文的“成例”，叫做“里顶里，甲顶甲，户顶户”：“某户开除，必须某户顶补；倘户有十丁而九丁死、逃。又无新丁报补，即以一丁而供九丁之徭。户绝则累甲，甲绝则累里”[16]。这样，包赔引起逃亡，逃亡导致更多包赔，如此恶性循环，在籍之丁日少，丁徭日重。湖北宜都县原来每丁征银0.49两有奇，康熙中增至0.66两有奇[17]。河南最高丁则依会典所载为每丁征1.2两，而有的地方竟然叠加到6－7两之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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