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运动表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各侵略国的瓜分运动,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那些横行不法的教士、教民,受了义和团的教训,改变蛮横的态度,从此教案减少,民教逐渐相安。义和团运动也教训了中国人民,抛弃旧式的起义,转向自觉的民主运动。(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一分册,第八章。1949年9月上海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了义和团运动。这既与资产阶级史学家根本不同,也有别于进步史学家。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恩选集》第2卷,82页。)恩格斯也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恩选集》,第4卷,477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着重并首先考察义和团时期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揭示了义和团发生的根本原因,从而也论证了义和团的正义性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工作使义和团史的研究成为科学的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义和团时期的农民群众、清王朝及其各个派别、外国侵略者等三种社会力量,透过观象,揭示出本质。例如通过义和团的“迷信愚昧”,“方法陈旧”看出他们的“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反抗精神”;透过清王朝的所作所为,揭露出封建统治阶级的狡诈、欺骗的实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所不可企及的。
(三)在建国前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我们看到两种历史观,两种方法论的明显分歧。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因果”论,把人们引入迷途。今天,我们在新的基点上开展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理当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取得的成果,修正某些错误结论,同时也应警惕不要重蹈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覆辙
(资料来源:《安徽师大学报》198201,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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