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马克·吐温勇敢地代表人民的意志和根据事实进行了回击。他除了先后在美国《民友报》、《论坛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予以答辩外，又在《北美评论》四月号上发表了《答传教士对我的妄论》长篇文章，痛斥了教会反动头目的反攻倒算。

　　马克·吐温在这篇文章里首先针对公理会差会头目史密斯牧师强要他“撤回”对传教士的揭发，还要他写出“一份道歉书”的无理要求，摆出了九条证据一一予以驳回。其中最关键的是北京梅子明牧师并没有否认他向中国农民勒索附加罚款，虽然梅子明在回电时把十三倍改为三分之一倍，性质并没有变，仍然是一种勒索，马克·吐温用了史密斯牧师提供的词汇，干这种勾当就是“窃贼”或是“敲诈”。天主教传教士勒索五百两银子一个人是“窃贼”，是“敲诈”，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讨价“便宜”一些打六折只勒索了三百两银子一个人同样是“窃贼”，是“敲诈”。带了侵略军队去向农民勒索和不带军队自己跑到农村去勒索也同样地是勒索。梅子明虽然在十一月十三日为此还特意打了一个电报给史密斯牧师说，“这一回我提议不要士兵或使馆的帮助自己去解决问题。”马克·吐温指出：“这没有什么两样，完全是一码事。那就是说，过去他是靠了武装部队去勒索赔款的。”因此，既然事实俱在，而传教士又未加否认，那末“向谁？为了什么？”要道歉呢？

　　至于拿了这种不义之财去“传播福音”，后来又来电更正说是“为了接济寡妇和孤儿”，马克·吐温认为这是对人道主义的一种嘲弄，是对一切真心做善事的人们的一种侮辱。马克·吐温提出，“接受审判的应该是美国差会部”，那般被派遣到海外去活动的传教士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基督教差会的指示，传教士是执行政策而不是制订政策的人，这是很正确的。可是，不论是在华活动的传教士们，或者在美国的基督教差会总部，他们的政策和行动都是由他们国家的政府所控制和支配的，这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基本事实，必须押上审判台接受人民公审并打倒的应当是帝国主义！( North American Review,1901年4月，第520—534页。Mark Twain To My Missionary Cr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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