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诗鉴》卷一,载《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向直隶发展,利用义和团的力量驱逐外国势力,成为“大阿哥党”的基本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发动存在着鲜明的互动关系。
涿州事件的处理,是整个局势发展的枢纽。1900年5月27日,万余名义和团众控制了顺天府南部重镇涿州,当地政府陷于瘫痪,近畿形势陡然紧张。29日,列强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派兵进京保护使馆。从 5月31日到6月6日,列强增援驻京使馆的兵力约有450人。在义和团运动进一步高涨、列强入侵危机空前加剧的情况下,清廷进退维谷,如何防止侵略战争的爆发,成为清廷应付局势的关键。30日,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请增兵弹压,同时认为义和团“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旨在“约束不令滋事”(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10页。 赵舒翘奉命前往涿州宣慰后,“刚毅虑赵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罗惇曧《拳变余闻》,载《庚子国变记》,第35页)。)。这个政策,具有两方面的意图:一是避免清政府与义和团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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