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阿哥党”的积极活动下，1899年冬，“废立”之议复起。而在此前，清廷突然颁布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

　　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傥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38页。）

　　这里所谓的“万不得已之事”，显然与“废立”有着直接关系，暴露了慈禧太后与“大阿哥党”们不惜与列强开战而“废立”的决心。但临到出笼，却是定溥儁为“大阿哥”。其中曲折，恽毓鼎是这样叙述的：

　　己亥（1899），上春秋二十有九矣。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佯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阍者毋纳客。二公至，阍者辞焉。

　　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惧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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