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著作的创新之处不一而举。并且，这些创新绝不是作者随意根据某些“理论”所作的削足适履式的惊人之语，而是作者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的严谨结论。 

　　　　二 

　　这部著作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认识非常深刻，这些认识通过对税收、推广美棉、植树造林、水利治理、秸秆的征收、腐败的形成等细节性的分析和表述一一呈现出来，全面展示国家服务的重新配置对黄运社会生态的影响。 

　　在彭氏看来，当中央政府致力于“富强”、“发展”等目标时，并不是其他层面的政府也有着相同的利益和目标。有时维持和“造成”一个地区的落后状态，更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最常见的现象是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封锁。 

　　作者一开始就从黄运内部及黄运与外部世界的利率差异，来揭示“创造”一个落后与分割的市场，对维持县级政府的利益是多么的重要，而县政府又是如此地固守自己的利益阵地。作者对这一常见的现象作了抽丝剥笋般的分析，逻辑缜密，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解读相当精辟。 

　　国家的服务减少或退出后，黄运地区内部的社会生态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地区性差异越发明显，这从各地的利率方面可以体现出来。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山东不同地区的利率差异，但仅是从贸易和城市不发展的角度来解释利率的上升。（注：如马若孟即持这种看法。见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第274页。）按彭慕兰的统计，山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平均利率最低，鲁西南地区最高；以济南为首的中心地区居中。在他看来，导致利率的差异；问题并不在于绝对的水平，而是相似的地理形式，地理条件相同的地区具有惊人相似的利率水平。 

　　银铜比价的巨额差异，是县政府操纵的结果。为了操纵铜币和银元（币）的兑换率，许多县政府禁止货币（通常是银币，有时是铜币）的“输出”。这种*既阻止了套利交易，也阻止了跨县贷借。县政府设置的屏障保护了它们自己的收入。因为农民手中通常仅有铜币，但税收则用银子来计算。县政府可以任意定出高得离谱的比价，以此盘剥纳税人。在19世纪，用于纳税的兑换比价变化幅度极大；在黄运许多地区，其比率比同时代沿海城市中的市场兑换率高出整整一倍。在国家服务减少或退出的地方，地方政府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为了解决或缓解这些困难，县政府在征税时按这些高比率征收铜币，然后再按市场兑换率来兑成银子，使实际收入增加一倍。（第45-46页） 

　　这些收益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本可以用银来纳税时，鲁西南地区的百姓仍然被要求用银计税、用铜币来纳税。（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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