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史林》2000年第4期；张东刚《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宏观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郑忠《试论影响近代北京城市转型的因素》，《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02年；黄新华《湖州城市近代化及其发展滞缓的原因探析（1840-1937年）》，（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2002年；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第120-121、220-221页。），都引用了施坚雅的相关成果。
近年来，有些中国学者力求突破施坚雅等国外学者偏重经济地理学的城市史研究方法，尝试用跨学科的分析工具，对中国近代城市史进行综合研究。尤为注重结合中国国情对国外城市研究理论予以修正，提出创见。有研究者对施坚雅主要按照自然地理划分区域的方法提出质疑，认为按区域划分中国城市的标准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其参照数可以是经济的、*的、文化的、自然的、地理的或是民族的等等。20世纪90年代开始，部分中国学者在近代区域城市史领域展开多角度研究，或以某一省区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或以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或以数省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改变了以往个案城市研究存在的孤立、静止的缺陷，开拓了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提升了城市史研究的层次，扩大了研究视野，并突破了施坚雅的区域城市研究模式”（注：何一民：《21世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展望》，《云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另参见隗瀛涛、谢放《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却步构想》，《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陈克《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一个朝气蓬勃的新领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这一评论似有拔高之嫌。客观而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力作仍不多见，而且研究对象和方法也亟待深化。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的近代城市史研究并未超越20世纪90年代初的以个案研究见长的“四城市史”（注：即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与美国学者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相比，“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基本还处于条块分割式的功能分析阶段，习惯把城市发展仅仅切割成经济、*、宗教等互不相干的几个部分，却看不出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注：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国内的城市史研究虽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但在城市外部网络系统和内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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