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里面明显的矛盾姿态也还表明,重新思考费正清在贸易和外交之间作出的区分,是不无价值的。正如上文指出的,费正清认为二者之间的明确区分从来不曾在中国出现。这可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哪怕是对于十八世纪后期以及十九世纪欧洲关于“民族法”的文献进行一点点粗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欧洲也不一定有这样一种僵硬而且草率的划分。贸易和外交在这些文献中不但紧密相联,而且对于二者的界定也共享着一系列关于交流、协商以及书面协议的假设。实际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活动便突出了贸易和外交之间的重叠现象,这些活动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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