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诠释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清朝统治者面临的问题,与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我们也很难把欧洲人加到清朝人身上的混杂的信息区分出来。然而,与满清官员不同的是,我们的问题还包括作为后来者提供的诠释,正是这些诠释,不可避免地调解着我们与上一世纪历史记载之间的关系。这些诠释中很大一部分,把更适合于当前而不是适合于过去的分析范畴,换置到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帝国中去,从而把对于当代民族国家的关注放到十九世纪当中。在中国,这样一种“现代主义”（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ｓｍ）通过中国民族主义的宽泛话语而反映出来,在北美和欧洲,这种倾向则体现在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的法律、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范畴。我们无法规避这些历史事件以及诠释的模式;这既是中西关系史的一部分,同样也是十九世纪的事件。然而,通过理解诠释的社会学与*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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