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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款封王的作法，在明朝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嘉靖年间，蒙古俺答汗出于与明贸易、要求封王的目的攻掠明边境，致使京师多次戒严。明统治者在吃尽了苦头后终于清醒过来，于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封其下各部首领以相应的官职，从而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战乱，使边塞安宁数十年。这是以和制叛、以和取胜的先例。对清议和完全可以参照办理。
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杨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俺答犯塞时与今日边峰“前后酷相类”，就是情形十分相似。俺答受封之后蓟门宣大一带男耕女织，百姓生活十分安定。他认为“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无奈满朝文武之中，持这种见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开说出来。
皇太极曾主张分界而治
皇太极的成熟与稳健，也促使他思考问题比群臣更深一层，比崇祯皇帝高出一筹。皇太极感到，目前内部的稳定局面是因为有明朝这一大敌才形成的，一旦失去这一大敌，清廷内部的稳定和谐将会随之瓦解。只有在取得一些胜利之后，加强内部的整顿和对周边势力的驯服，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农历五月，基于对敌我形势的分析，尽管崇祯皇帝不伦不类的“议和信”让他看了很不爽，皇太极还是委曲求全，热情地接待了马绍愉等来使，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农历六月三日，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时，皇太极派官将他们送到十五里之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将使团护送到明朝控制的连山(今连山区)境内。
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信中，皇太极在追溯了后金(清)与明朝开战的历史渊源后，又谈到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议和通好。
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被收入《清太宗实录》得以保存，从行文来看，皇太极的态度比较谦恭，在一番客套话之后，皇太极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战四项条件，字里行间完全没有威胁的意味。
尽管如此，皇太极对明朝的诚意并没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发出了最后通牒：“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
坏了议和大事的陈新甲
不料，当马绍愉返回京师，将议和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陈新甲后，陈新甲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抄送诸臣的报告)，未请示陈新甲就开始抄传，拿到当时的政府机关报《邸报》上发表了！这一下可惹了大祸，本来是保密的议和经过，一下子被群臣百官览阅，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
崇祯皇帝极为愤怒，起初他还想袒护陈新甲，对他的大意泄密没有追究，还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不了了之。但过了不久，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言论压力，一向以中兴君主自居的崇祯皇帝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内心不愿意给别人留下一个无法应付时局、向“蛮夷”低头的印象，感到议和是自己的耻辱，于是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陈新甲，降旨责令陈新甲悔过。实际上，崇祯皇帝很信赖、赏识陈新甲，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朝廷中的舆论，就处罚来看，是十分轻的。
事到如此，虽然议和之事已经不能再提，但陈新甲若能识时务明哲自保，还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然而陈新甲明显不够老练，他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的，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增添什么额外的内容，便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还引用皇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标榜。陈新甲的言行终于使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下令将陈新甲处死。当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走上了西市刑场。
公元1642年是农历壬午年，当年的明清议和因此又被称为“壬午议和”。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经于事无补、无法挽回败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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