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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自大痴人说梦的大明官僚
其实，明朝在与后金(清)的军事对峙中，不是没有看到议和的好处，也多次采取主动与之议和，但最终议和却又多次为自己所破坏而失败，使明遭到后金(清)更大规模的进攻，终于一败不可收拾。这是一种奇怪的结局，也是多种因素汇集的必然归宿。
首先，明廷上下缺乏议和的大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纠正以至批驳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终未能造成议和所应有的气氛。相反，传统的所谓天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习惯思想始终占据上风。朝野上下一直坚定地认为后金(清)是国贼是凶寇，必欲大彰挞伐，翦除、扫荡之，决不与其言和。当议和伊始，便遭到不断的围攻和咒骂。议和被斥为“顿忘国贼”，“损威辱国”，“诅师养寇”，是“祸胎”，将“酿无穷之衅”。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袁崇焕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支持袁崇焕的阁臣钱龙锡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嗣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甲与清议和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持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如果说袁崇焕进行议和时，对“上章累累”的反对议和的呼声，尚能镇定坚持，并表示“不讳言”自己的议和主张，那么他身后的主张议和者在不断高涨的反议和声浪中就越来越不敢公开自己的观点了。
杨嗣昌本是坚定的主和派，他曾连续上疏阐述议和主张，坦率表明自己的“体国”之心。尽管他的议论剀切透辟，文情深挚感人，但却不敢也不能公开出来。当主战派攻击他“主抚”是订“城下之盟”，大唱出战高调时，他竟不敢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反而违心地加以否认说：“从无抚说，毋以长安蜚语陷人”，表现得十分软弱。在这种“议和即误国”的叫嚷声中，出现了“一日不战”便“流言四起”的局面，主和派一直处于被动、受误解、受谴责、遭围攻的地位。
明朝的政治家们在议和问题上大都缺乏冷静的思考，而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以为议和便是向对方乞和，是明朝的施舍和恩赐，一定要对方就范。始终放不下天朝大国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架子。
当明朝首次与后金议和时，袁崇焕对后金使者的“恭敬和顺，三步一叩，如辽东受赏时，并书封称大人”，很是欣赏、陶醉，进而错误地估计这是皇太极兵力不济，乞求休战的表现。他要乘此机会“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
天启皇帝头脑更热，他对让后金“易去年号，遵奉正朔”一事，还觉不够，好像议和便可使后金乖乖听命，束手就擒，明朝将得到战场上绝对得不到的东西。一心秉承圣意的袁崇焕在致皇太极书中提出了令其退出城池地方、送还官生男妇的要求。
这种近似于痴人说梦的要求，皇太极理所当然不能接受，并感到明朝皇帝“渺我益甚”，意思就是也太不把我当一回事了。皇太极认为“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今明方“侈然以退还辽东土地、人民为言，是尔有意激怒我，愿事争战矣。”这是直话、实话，拿成千上万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土地和人口，凭什么轻易地交出？即便交出的话，明朝用什么来交换？！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皇帝
明朝皇帝对议和的态度是暧昧迟疑、出尔反尔。不论天启帝还是崇祯帝都是如此。天启皇帝曾赞扬袁崇焕“战守可恃，操纵合宜，深慰朕怀”，当袁崇焕被攻讦去职后却又否定他说：“袁崇焕谈款一节，所误不小。”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臣下。
崇祯帝在议和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恶劣。他最初谴责“袁崇焕托付不效，专事欺隐”，继而信其“引敌胁和”，加罪名处以极刑之后，便“以复仇为志”，一味地反对与后金议和。他下令：“逆奴罪在必歼，屡谕严拒，不许接递片字。”严禁臣子与后金的一切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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