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无论是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还是从世界中世纪法制史来看，这种取消良贱制度的创举都是史无前例的，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从古代法律的层面上讲，良贱是指两类人不同的法律地位，贱民的基础构成是官、私奴婢。自秦至五代，历史条件不同，奴婢的法律地位也有变化，而相因不改的是官、私奴婢来源与民事权利客体地位。秦汉时期，奴婢改变身份的条件较为宽松。秦朝统一后，奴婢制度基本沿用了商鞅变法后的秦律，其特点是：良贱可以通婚;奴婢改变身份的途经较多，如奴婢可因军功获得爵位，而爵位可赎免亲属，冗边五年也可换取一人免贱。汉承秦制，奴婢地位没有下降。汉初奉行休养生息政策，汉高祖刘邦五年(前202年)下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汉书》卷1《高帝纪下》)东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年)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同年八月诏：“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这些都说明汉代奴婢身体权获得了较高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的法律地位急剧下降。曹魏时恢复了对官奴婢的黥刑，黥其面以示与良人的区别，这是对西汉废除肉刑的倒退。南北朝时期，北魏拓跋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军队攻占一地，战俘尽为官奴婢，甚至沦陷区的平民也沦为奴婢。隋唐时期，良贱制度更加完善，良贱通过立法更加固定化。《唐律疏议》中涉及良贱身份的律疏近一百条，约占其内容的五分之一。它与国家尊卑等级制度相匹配，将历代的特权法皆入律，西汉的“上请”、曹魏的“八议”、南北朝的“官当”、隋朝的“例减”，并增加特权法的“赎”，即官员用钱抵刑罚的律条，强调奴婢律比畜产，良贱不能通婚。“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主人杀奴婢的案件，因量刑过轻，引发私刑案件增多，实为奴隶制残余与唐初尊卑等级压迫的礼制融为一体的产物。随着中唐以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以及两税法的实施，租佃雇佣制在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良贱制度随之发生变化，典身制类似债务奴婢，不属于贱籍，不能转卖。官奴婢劳作达到规定年限后准许从良。因此“两税法”推行后的奴婢总量少于均田制时期，但奴婢买卖依然合法。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