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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所谓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杨广大喜，赏赐他财物数以万计。杨广大兴土木，穷兵黩武，不断出台“新举措”，人民不堪其苦，袁充不但不加劝谏，反而时时窥探揣摩杨广的心思，杨广想干啥，他总是能预先得知，及时顺承旨意，上奏说天象已有预示，皇上应该果断决策。他靠此手段，一路高升，最终被杨广越级提拔为秘书令(掌管国家图书典籍，正三品，俸禄与宰相同等)，受宠爱远过其它亲信。
袁充邀宠升官的伎俩，概括起来，并不复杂，不外是时时揣摩、迎合上意，为皇帝欲做某事提供“理论根据”，并且千方百计证明皇帝的决策如何英明，功绩如何伟大，说到底，就是置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于不顾，利用掌握权力者共有的喜谀恶直、喜顺恶逆的弱点，为自己谋得荣利。
但若论其危害，可就大啦。那些高高在上却并不英明伟大，甚至胡涂昏庸的家伙，有此等人为其提供“理论根据”，原本不应干、不敢干的事，可以大胆果断地干，并把那些提反对意见的人视为绊脚石或眼中钉，必搬之拔之而后快；有此等人不断地证明自己英明伟大，且反复歌之颂之，即使再胡涂的人也会信以为真，认为自己的确天纵英明，而无论是谁，一旦有了这种如神似圣的感觉，就必然刚愎自用，为所欲为，视百姓如刍狗，拿国家民族的前途当儿戏。
《隋书》称，袁充的作为，令“在位者切患之”，所谓“切患”，不仅表明了朝臣对袁充的深切痛恨，而且表明了朝臣对这条皇帝肚子里的“蛔虫”纵上为非、助纣为虐的深切担忧。
从古至今，袁充式的揣摩大师代不乏人，纵观历史，此类人物造成的祸害，可谓罄竹难书。
(摘自香港《大公报》作者:梅桑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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