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能称得上盛世的没几个，无非是汉的“文景”,唐代“贞观”、“开元”，即使算上所谓的“康乾盛世”，满打满算的也不过210年的时间，恰好是中国封建社会2132年的差不多十分之一。唐朝盛世首推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至于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是毁誉参半。所谓的“康乾盛世”比起“开元盛世”尚有一段距离，遑论比肩“贞观”、“文景”。

    我们今天理性地看待已往的历史，分析“盛世”成因与过程，颇有可以借鉴之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固然是“盛世”不可缺少的一个硬指标，但这仅仅是物质的外在表现，而内涵深层，则是言论开放度与雍容大度的包容性，这才是“盛世”考量的软实力，亦是充满自信的表现。

    唐太宗在位23年，拥有房玄龄、杜如晦、萧瑀、虞世南一朝治世贤臣，拥有尉迟恭、秦琼、李靖等一批名将，更重要的是拥有魏征、马周这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忠贞谏臣。史载，“太宗即位初，霜旱为灾，米谷涌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但唐太宗采纳了魏征“偃革修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建议，无为而治。在朝堂上，唐太宗大兴劝谏之风。他对众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不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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