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盛世的自信(图) |
 |
时间：2009-11-18 11:05:25 来源：西安晚报
|
|
|
能独全其身。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自此，朝堂上言路大开,唐太宗与内阁商议国家大事，“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闻开说，必虚已纳之”。
劝谏不易，纳谏更难。因为，采纳劝谏，就意味着“唯我独尊”的王权受到动摇，以致影响到皇帝的高大形象，若无对社稷极为负责的精神，若无胸纳四海的胸襟与气度，若无良好的个人修养，是无法做到的。
在贞观的谏臣中，以魏征为最。唐太宗看中这个从“太子党”营垒中出来的忠直之臣，委以重任。魏征不负明主，在他参政的17年中，进谏达200多条。他的谏言如“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等，至今还散发出熠熠的光华。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二月，魏征刚刚被唐太宗委以重任，在征调不满18岁的“中男”入伍的问题上，坚持己见，坚决反对，并指出唐太宗违背国家的政策，质问皇帝：“复何以取信于人？”言辞有理有节，说得唐太宗只好收回“征服中男”的成命，并奖励魏征一个金瓮。
在一次君臣谈话中，唐太宗对魏征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皇帝自比为璞，把劝谏的大臣比作良工，在封建专制社会中，除了唐太宗恐怕没有第二人了！
贞观年间的这些劝谏中，大到国家赋税、司法、军事政策，小到唐太宗的私人生活，真是无事不劝，无一不谏，把劝谏与纳谏进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有一次，唐太宗戏作一诗，颇涉浮艳，令有“文学之宗”的秘书监虞世南作和，世南进表曰：“陛下此作虽工，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以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太宗看后感慨道：“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于是赐帛奖励。
仅仅经过三年的励精图治，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便取得显著成效，“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于道路焉”;“此皆古昔未有也”。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隋朝旧官员通事舍人郑仁基有个女儿，十六七岁，“容色绝姝，当时莫及”。长孙皇后考察后，准备纳入后宫为太宗嫔御，“太宗乃聘为充华”。诏令已经写好，策使将要出发。魏征听说郑女已许嫁给士人陆爽，劝太宗说：“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房玄龄、温彦博、韦挺等人认为，诏令已发，选妃是小事，因此不可废诏而影响皇帝的声誉，甚至连常劝谏的权臣王珪也持这个观点。陆家也因惧怕上表说明，双方父母曾互有赠物，但没有订亲，欲让郑女为妃，以媚太宗。搞得太宗也犹豫不决，魏征挑明了说：“陆家怕皇上日后报复，所以反复自陈，意在于此。”太宗一听，坚决下诏废了此事，并坦诚地出敕文检讨曰：“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娉，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让郑女与陆爽结为夫妇。天下“闻之者，莫不称明主焉”！
贞观年间，大臣勇于劝谏，蔚成风气；太宗勇于纳谏，闻过即改，显示出一代明君虚怀若谷的非凡气度，这种雍容气度是盛世的基础，是文化的自信，贞观年间未有一起因言兴罪的文字狱，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极致,达到“自旷古而来未有的如此之盛”，以致影响到后来的一千多年历史。即使在今天，仍不失积极的一面。
说了贞观，临了说几句“康乾盛世”。康、乾缺少的是政治家的雍容气度,其深层就是文化上自信的匮乏。仅以言兴罪的文字狱,就达200余起。如果魏征、王珪等人活在康、乾时代,不知要死过多少回!乾隆南巡时,江苏学政尹会一上表劝谏：“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