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起居注"看监督

宋神宗

    从两汉开始，封建朝廷设置了“起居注”这个官职。这个官职的任务是记录皇帝的言行，无论大事小情、善行劣迹都统统记录，以备后人修史时用。例行的规定，皇帝对所记的内容是不得过问的，所以历代的皇帝们都对“起居注”放心不下，生怕把自己那些不够光彩的事情记录下来。担任这个官职的人一般都享有正直果敢的社会声誉，敢于碰硬；同时，也都冒着风险，倘若遇到开明的皇帝，那还好说；若遇到昏庸君主，其下场便不甚美妙。今举唐宋两代的两人两事，以便窥见这两代君主的心胸和品格。

    据《大唐新语》卷三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褚遂良担任起居郎(唐代负责写“起居注”的称起居郎、起居舍人)。一次，太宗问遂良：“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意思是说，你执掌“起居注”，都记录了我的什么事？我这个当君主的能看个大概吗？褚遂良给予严词拒绝，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说得很明白，搞“起居注”的目的就是约束君主的言行，使他不做非法的事，不说非法的话。至于皇上您要看这记录，对不起，没有这个先例。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我的职责就是记录君主的言行，无论君主做何举动，都一定要记的。这话说得够硬气。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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