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在陕甘一带活动,后以岐山之南的周原为主要的根据地。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力量日益强大。它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今天长安县沣水西岸,建成丰京。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商王帝辛一度将西伯昌(文王)囚于里。周臣用美女、珍宝进献商王,帝辛才放了西伯昌。西伯昌回到国内后,进一步加紧了伐商的准备。此时,商王朝政治腐败,内外矛盾空前尖锐。文王认为伐商条件已成熟,临终前嘱太子发(武王)积极准备伐商。武王即位以后,出兵车300乘、士卒4.5万人、虎贲(冲锋兵)3000人,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许多小国也率兵会合。周武王在牧野誓师,历数商纣之罪。商纣王发兵17万与周军对阵,但军士们无心战斗,前徒倒戈,引导周军攻纣。商纣王仓惶逃遁,在鹿台自焚而死,商朝遂亡。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周王朝时代。武王克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又征服了四周的许多小国。但如何牢固控制东方的大片领土,成了武王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他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一个个诸侯国成为对一方土地进行统治的据点,它们对周王室也起到拱卫的作用。武王把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封于商都,借以控制商人;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侯,监督武庚;又将周公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召公封于燕。周武王死后,其子继位。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管叔、蔡叔对周公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意在谋取王位。不久,武庚与管、蔡串通一起,并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国发动叛乱。周公调大军东征,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平定了武庚与管、蔡之乱,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使周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武王灭商之后,回到镐京,深感镐京与新征服地区相距太远。他意在夏人活动中心的伊洛河地区建立新的都邑。他的这一想法尚未实现,突然病逝。从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中看到,成王即位后,继承了武王之遗志,决定在洛阳附近建一新邑,「宅兹中国」。从这里对新征服地区进行统治,可大大缩短距离。为此,成王曾派召公去洛阳附近「相宅」。不久,洛邑(成周)与武王所建的镐京(宗周)一起,成为西周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为彻底铲除殷遗民的复国梦想,成王时还将殷顽民迁至成周。
由于周公旦在宗周摄政,鲁侯之爵由他的长子伯禽就封。鲁的地望在今天的山东曲阜,已发现鲁城遗址;姜尚所封的齐国,在今山东临淄;召公所封的燕国在今北京房山,也已发现城址和燕侯墓地;武庚叛乱被平息后,该地封给武王之弟康叔,为卫侯,已在河南浚县发现卫国遗址;纣的庶兄微子启未参预武庚叛乱,他作为商族的后裔被封为宋侯,其地在今河南商丘;在卫国的西边,还有个晋国,成王攻灭唐国后,以其地封给他的兄弟唐叔虞,在今山西翼城与曲沃交界处已发现其遗址。这些诸侯国的封地往往形成犄角之势,互有联系、互相制约,因而在早期阶段对政治局面的稳定确曾起到一定的作用。文献中所说「成康之际,四十年刑错不用」,正说明成王平定武庚叛乱后,周王朝出现了一段安定的局面。周人在经过一系列战争之后,控制的地域南到巴、濮、邓、楚;北到肃慎、燕、亳;东边到达滨海;西边直抵甘、青。其范围比商朝的地域还大。周王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对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制订的刑罚,比商代更系统。常备军的人数比商代还多,在宗周驻有六师,在成周驻有八师。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周王封给诸侯土地与臣民时,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所封的诸侯国,要定期朝见周王,有保卫王室的义务。他们还要向周王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如果不纳贡服役,就是侮慢王室,要受到惩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让或交换土地,渐渐将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同时,随着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私田的数量也在增加。私田的出现,对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起到腐蚀和冲击的作用。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比商代又有发展。大量使用奴隶生产,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促使各种手工行业得到发展。青铜业生产进一步扩大,除王室控制的青铜作坊外,诸侯国也有自己的青铜作坊。青铜产品的数量更多,用途也更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青铜业的发展,推动了其它行业的兴盛。文字的使用也更广泛,除了在甲骨上契刻文字外,在上万件铜器上都铸刻有铭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件。最多的一件铸有499个字,不亚于当时的一篇文献。农业、畜牧、纺织、冶金、建筑、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也有不少新进展。这些成就促使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变化。考古学家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人工冶制的铁器,说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这一发现,表明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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