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压力，其实就是对一位拥护社会主义的残障人士的侮辱和攻击。曾经为凯勒用尽赞美之词以至凯勒本人都羞于接受的《布鲁克林鹰报》，在凯勒公开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后，竟然告诉公众：这个又聋又瞎的人因为肢体残疾而特别容易犯错。凯勒对此事的回应是“就社会问题[注: 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指社会关系失调，影响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而言，荒谬的《布鲁克林鹰报》才是又聋又瞎！它维护着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正[注: 度正（1166 - 1235），字周卿，合州巴川县人。少从朱熹学，淳熙元年进士。历官国子监丞，屡迁礼部侍郎致仕，《宋史》有传。]是很多盲聋问题的根源。”只是社会主义者凯勒的声音，人们很难听到。

　　“凯勒顽强地学习说话，但历史却让她再度无言”，洛温说。

　　“我们只需记住那些我们觉得值得信赖的、鼓舞[注: 鼓舞是苗族的一种民间舞蹈。苗族“鼓舞”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历史上有关苗族击鼓歌舞的文字记载，较早的可见于唐代。鼓舞的表演形式，]人心的事情。…… 因为人们担心历史失去了他作为模范的激励价值。”洛温引用美国社会学家杜博伊斯的话说。

　　或许，只要历史的“教化”作用仍位居“求真”价值之上，各种各样的“我们”可能就会始终如此塑造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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