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军事工业大多以官商结合或官办的形式来经营。这种经营模式在最初是有效果的，一方面为新兴的企业获得了名分，另一方面则弥补朝廷财政匮乏的格局，动员了民间商业资本。然而在经营过程中一批卓有成效的商人买办阶层迅速被传统官僚体制同化，官方的监督人也开始大面积干涉公司业务，双方的利益博弈很快白热化。其结果是，一方面李鸿章等官僚集团不断地更换公司管理人员，一方面，这些主要由买办组成的职业经理人则停止新的投资，公司发展随之减缓，所谓的官方监督人越来越像官僚，主要由他们主导的公司，只能依赖有限的垄断专营和国家财政拨款来维持运营。
新型的近代化公司迅速转型为附属的政府机构，直接导致了企业的低效益运行，然能够仿制新式步枪、重机枪和大炮，但却难以真正成长为像同时期德国的克虏伯，日本的三井、三菱这样的军工巨头。
洋务派能臣们在短短的时间里，为老态尽显、社会发展还处于中世纪水平的老大帝国建立起军工基础，这些军工厂此后仍然发挥着作用。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诸如金陵制造局、汉阳军工厂还为国军生产了大量的步枪、机枪和迫击炮。甚至到现在，继承于老江南制造局的江南造船厂依然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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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海刘公岛上操练的北洋海军士兵。北洋海军士兵多招募自山东沿海，入伍后在六个月时间内必须学会基础的舰上操作知识和英语,各主要战舰舰长及高级军官几乎全为专门的船政学堂毕业，并多曾到外国海军学院留学实习，是清末中国走在近代化最前端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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