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记锅趣酒依偎者被攀！”

---富啦鸡米耳.姨丽妻.裂凝

《我的文革自拍像》---1971年夏摄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带岭武装连。

王秋杭

“四月影会”30周年纪念研讨会发言摘录
时间：2009年3月28日
地点：北京798艺术区“时态空间”

1、徐勇（摄影家，“四月影会”30周年纪念研讨会发起人）：我们现在开会。我想应该感谢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这里谈论学术，谈论“四月影会”。时间又是春天，30年前的这个时候，“四月影会”的主要参与者，大家都在忙活着筹备“四月影会”的展览。这是文革以后，第一个独立的民间自发的公开艺术展——“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一回。3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用研讨会的方式回顾它，不只是为了梳理和评价它，也是为了历史的纪念。因为当年“四月影会”显示的社会精神价值，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四月影会”艺术摄影第一回展，在时间上选择1979年清明前后，与1976年在天安门广场人民百姓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事件有关。对“四五事件”的拍摄纪录，充分显示了他们社会担当的勇气。1978年底，由王志平提议，在李晓斌、王立平、王苗、罗晓韵、池小宁、李英杰、吴鹏等很多摄影人的配合帮助下，成立了“四月影会”，并于1979年清明前后在中山公园成功地举办了“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一回”，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四月影会”又于1980年和1981年举办了两次展览会，以后停办。今天我们邀请到“四月影会”大部分成员，王志平专程从法国赶回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我们还找到并请来了30年来在“四月影会”这个议题当中一直没有暴露、几乎被忽略了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年为“四月影会”展览照片配诗的诗人叶文福先生。我们还请到了在当年体制内支持“四月影会”的龙熹祖、袁毅平、尚进、朱羽君、翁乃强等老一辈的摄影界的朋友。我们还请来了当年无名画会、星星画会和《今天》诗刊的主要参与者，还有摄影评论界、学术界的很多专家学者，大家可以用交叉的眼光看待讨论“四月影会”。在这个研讨会开始前，我想向已经在前几年去世的“四月影会”的主要成员池小宁先生以及重要支持者狄源苍先生表示怀念。开始请“四月影会”的发起者王志平先生介绍一下当年“四月影会”的情况。

2、王志平（摄影家、“四月影会”发起人）：
“四月影会”当年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潮流、一个事物，它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组织。就是在70年代后期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的一个新的思潮正在酝酿，我们那时候肩上承担一个任务，我们就感觉有责任，我们就跳出来，为了表示我们对当时的“四人帮”的政局、甚至也包括对摄影界现状的不满。当时我们觉得，摄影应该是负责新闻纪实之外还应该有艺术的功能，这个功能大大被忽略了。所以我们觉得有责任伸张这个东西，来提出摄影的艺术功能。当时缺乏的是人民个人生活周围的个人思想上最深处东西的抒发，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展览。等于是提倡一个民族、个人思潮的一个产物，它跟以后传承下来的现代摄影沙龙和当代摄影学会，是有一定的分工和变化的。那个时候，它（现代摄影沙龙和当代摄影学会）更多地发挥了纪实摄影的作用。我当时觉得“四月影会”有一股精神，我谈到过这种精神。我自己说它是不拜神佛、不惊荣辱、不谋私利，我觉得这是当时的一种精神。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会议上，就应该让“四月影会”的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
从客观上来讲，30年前的“四月影会”，我认为它催生了中国现代摄影艺术。“四月影会”在当年来说，不光是一个好孩子，更多是刺头。我当时就说了，这个展览如果办得顺利，就没有意思了。一定要办得有一些不顺的东西，才会成为咱们一个有特点的东西。我和一些朋友更矫枉过正地把一些纪实的东西阻碍在第一回展的外面。“四月影会”一开始，这些同仁们都是从“天安门事件”这些册子中聚集在一起的，这在当年是一股斗争抗争的精神。但是在“四月影会”的展览上，整个作品，大家很多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下子就变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另外一种勇气和精神，宣扬我们自己，我们能做这个也能做那个，我们将来还会做什么。并不是第一回展，以后就不会做别的了。

3、王立平（音乐家、摄影家、“四月影会”成员）：
我想，“四月影会”有几个为什么。为什么是“天安门事件”的这些参与者，最后转过来再“好汉不提当年勇”，完全在艺术的领域又进行这些？这些青年，他们有一种历史的担当、文化的担当。尽管在当时，我们并不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做什么，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为什么我们后来叫“四月影会”？这是我当时提出来的。我说这些人是在“天安门事件”中，大家相会在天安门、相会在四月，我们相知在四月，也相交在四月。四月恰恰是春天，春风扑面。既然寒风在背，我们这代人就是面临这种历史的关头，概括了这个时代，也概括了他们的心境。我想正是这样，我们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四月影会”当时没有一个大家，没有一幅巨著。今天我们拿起来看，也觉得无论是制作的水平、拍摄的水平，似乎非常浅显，还有一些很粗糙。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我觉得带有一种生命力。如果说我们搞“四月影会”想干什么的话，概括起来，就是我们想说，中国摄影可以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想在中国摄影界的一潭死水中，抓起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掀起不大不小的波澜。说起今天我们的“四月影会”有一条不足的话，我觉得有一条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那就是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而且大家不求什么。当时很多来帮忙的，不知道叫什么，不知道哪个单位的，到这儿来就是干活。真是感觉到人同此心、心同此事，一起办这个事。如果说“四月影会”的这种追求，应该说不仅仅是摄影现象，更是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在社会的变革中，如果说人们是从政府的宣言、党的政策知道了改革开放，人们从柴米油盐中感受了改革开放，人们更是从文化、音乐、舞蹈、小说、摄影中感知改革开放。所以我觉得，“四月影会”也是改革开放的一支报春花，所以我很希望、很高兴大家记得它。

4、李晓斌（摄影家、“四月影会”成员）：
说“四月影会”，还是应该从“四五运动”说起。因为当时我们编《人民的悼念》完了以后，随着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我们编《人民的悼念》的这几个人，像吴鹏、王志平等7个人，在那个情况下，所谓的叫做“四五英雄”，接受采访和展览，一下子弄得很热闹。这时候王志平最早跟我提出来——当时我们还在编《人民的悼念》后期——他就提出来咱们不玩政治了，我们搞艺术吧！咱们做一个我们自己的展览。他这个想法，应该说也是顺应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恢复的、要求变、改革的这么一个想法。要不是王志平，也许可能就没有“四月影会”。第一年“四月影会”的选片子，大家都在王志平家里评选。每次评选完了以后，王志平又在那儿重新挑一遍。第一年在中山公园的展览，之所以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反响，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当时历史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恢复。就是说摄影原来是什么。那么，这个选片子也很重要。最后选出来展览的片子，很多带有王志平的个人审美取向，他决定了这个展览的效果。
第一年除了恢复形式主义要求和审美以外，实际上第一年很多是现实主义的很有分量的东西。因为它除了一些风花雪月、一些形式主义以外，实际上“四月影会”第一年，不同类型的东西，包括对后来的摄影的导向，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一年的很多作品，就是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当时并没有太受到重视。当时也许社会、或者人民太需要对形式主义这种恢复的美，所以恰恰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第一年展览从效果来说，还有一个不可不提的，就是叶文福、包括王志平他们配的诗，给这个展览增色不少。当时很多人除了看照片，还抄这个诗。我觉得这也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从今天来看，什么是“四月影会”的精神？我觉得“四月影会”的精神，它要求的是自由，当然我们做的是从艺术上的追求。还有是一种反抗的，属于对文革、或者文革前，对当时艺术的形式的一种反抗。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自由的和批判的这种精神的东西。这也是必然现象，就是我们同期的展览，是一种历史的合唱。这种奏鸣曲，是顺应时代、顺应改革的、开放的一些需要。当时这几个民间组织，也共同奏响了春天声音的这种合力。

5、王苗（摄影家、“四月影会”成员）：
在30年前，在“四月影会”第一次展览“自然·社会·人”，我的一张作品，是叶文福老师为我这张作品写了诗，并且题了名字，叫《笼里笼外》。正是这张照片，也许是因为叶文福老师的这首诗，使这张作品当时引起非常大的争论，受到了批判。尤其我记得是在新华社的一个报道内参上面批判这个。同时还批判另外几张作品。一张叫《约会》，是我在海南岛的小湖边上拍的两个船，两个船头碰在一起。当时王志平给这张照片起了一个名字叫《约会》，后来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船和社会主义的船靠在一起。当然，引起争议最多的还是这张《笼里笼外》，是我1974年跟黄翔坤先生进到北京动物园拍的。他是《人民中国》杂志摄影组的组长，他很早就过世了，但是我至今非常感谢他。我在1972年的时候，进了故宫武英殿拍摄文物，是他告诉我：“你拍照的时候，一定不要摆拍，要抓拍”。他说：“我教导我的学生，从来不许他们摆”。我当时跟着他钻进了动物园猴子的笼子里，看到这些猴子真的是很自在。到今天可以这么说，我当时并没有其他的感受，没有因此感觉到当时“四人帮”对社会的压迫。我只是感觉到这个影像的可爱，猴子非常的自然，在笼子的外面，而我在笼子里面，等于是人和猴子换了一个角度，所以我当时拍下了这张照片。在第一次“自然·社会·人”影展上，我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老太太手里端着一个篮子，是我拍的一个集市上的老太太卖鱼的照片，1974年在海南岛自由市场上拍的。拍完了以后，当地的民兵跟着我，说为什么你要去拍这种社会阴暗面。当时整个形势特别紧张。那么在“四月影会”第一次影展上，本来这张照片也被选上了，而且也已经挂到墙上了，但是经过审查的时候（拿掉了）。

6、罗小韵（摄影家、“四月影会”成员）：
我觉得确实是，“四月影会”它是一种精神，它不是一种机构，它是精神在延续着。虽然这个机构不在了，但是当年的“四月影会”对艺术的追求，大部分人对名利的淡薄，我觉得这个精神在物质社会中，是更值得继续下去的。我觉得它是一种自由开放的，本来“四月影会”就没有什么围墙的。谁是发起人，谁参加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这都不是重要的。正是因为它有这种风气，才在当时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是第一个在艺术界的展览，而且是摄影形式的，之后才有了其他的展览。
另外一个话题，“四月影会”之所以没有被封杀，有很多的因素在里头。第一，“四月影会”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四五”摄影者，实际上是对“四五”精神的延续。虽然主题不一样，但是实际上都是文化大革命被禁锢了的，用不同的主题来反映一种现象。“四五”摄影和“四月影会”这些人当时的政治立场，我觉得跟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当时中央所提倡的解放思想是一致的，我觉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当时有王立平大哥把关，打打擦边球，这个分寸感把握得比较合适。再一个，我觉得确实晓斌在这本书里，写到所有当时支持我们的领导。把我们摄影展全部照片，送给当时的中宣部长胡耀邦同志的家中，请他看。应该得到了很多当时身居高位的中央领导的支持，当然也是“四月影会”很多成员的父辈都是直接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跟“四月影会”之所以没有被封杀的原因也是有关的。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四五”对文革的批判精神，跟当时党中央倡导的解放思想是一致的，这个是我们立足不败之地的基础。我希望这个会，能是一个开始。

7、王文澜（摄影家、“四月影会”成员）：
今天到798，我一进来的感觉，好像是那年到中山公园，我穿着军装，好像去朝圣。因为当时在文化沙漠的地方，出现了还有一点人味的一块。当时我是在部队，在保定38军。那会儿“四五”运动的时候，去拍了片子。因为“四五”的动静非常大，后来要给吴鹏他们送“四五”的照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运动完了以后，在1979年又冒出来这么大动静。并不是针对着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而是把我们平常熟视无睹的这些生活、这些细节，通过他们简陋的照相机、简陋的暗房，但是充满智慧的头脑和他们独特的眼光表现出来。所以当时这些照片，给了我非常强烈的震撼。后来在北海，那时候我觉得要往里挤了。我觉得革命不分先后，所以第二届加入也不错。在王志平的家里组稿，都是叠罗汉式的组稿，看到他上面压三、四层。在那样一个普通的胡同里，一个普通的民房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动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觉得非常光荣。到第三届，就到了中国美术馆了。这一届一届的，我觉得使我们的摄影逐步更加开阔，包括到后来的现代摄影沙龙。所以一直到现在，像798这样的地方，我想徐勇作为他的这个位置，他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他也非常了解这个来龙去脉，而且他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四月影会”那会儿所面对的这些水泥、沙漠、墙，30年后谁能想到它能够是一个艺术园区。所以30年的这种变化，在艺术上来讲、在摄影上来讲，都是非常的巨大。对我来讲，就是人家问我：你摄影受谁的影响最大？你受哪个摄影大师影响最大？我说我受“四月大师”的影响最大。

8、龙熹祖（摄影批评家、“四月影会”支持者）：
第一点，就是对“四月影会”的评价。如果说，“星星画会”在艺术界投下了一颗原子弹，那么“四月影会”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是”还非常猖獗、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向艺术界、文化界和社会发出了第一声春雷。第二点，“四月影会”刚才王志平说，意思是逃避政治。我说，刚才的发言已经说明了政治意识形态不可逃避，逃不掉。连两只小船约会也能上纲，更别说你的塔，“只要它不倒，就有人朝拜”，这些逃不掉。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在今天极左的东西，不能说已经烟消云散，仍然十分可怕。我觉得中国摄影的生命，它的命脉是两个：“四月影会”是其中的一只，“四五”运动摄影，这两个才构成了我们中国摄影的命脉。“四月影会”的骨干、主要成员都是“四五”运动过来的，都是“四月影会”、“四五”运动摄影的英雄好汉。我就纳闷，当年风华正茂的这些小青年，在当时情况下不管你们家庭背景如何，是工农大众还是高干子女，你们哪来那么大的勇气？我一直琢磨这个事，一直到今天，我都琢磨不透。王实味怎么丢的命、张志新怎么丢的命？你不怕？所以鄙人对当时这些小青年，充满了敬意，至今依然。答案在哪里？我试图去找。我给“四五”运动的摄影战士写过一篇小评，标题是《无私方敢言，有胆自能察》。他敢为天下所不为，所以这是一群政治上非常勇敢的战士。有胆量，所以他能够眼睛很明亮。哪些是代表人民心声的，哪些是代表未来发展前景的，他能看得清楚，他才有这样的胆量。正是在他们的启示下，我当时做了一些支持方面的工作，现在已经不值得提了。

9、袁毅平（摄影家、“四月影会”支持者）：
当时在我来讲，“四五运动”摄影展览和“四月影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展览，这怎么回事？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说这两个展览，应该说是有内在的联系，他们都是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摄影展览不说了，“自然·社会·人”这个展览，它实际上也是对“四人帮”时期文化政治主义的一个反叛。而且这些作者，都是原来“四五运动”摄影的作者。所以，从这方面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个自己的看法。所以有的同志讲，我是“四月影会”的支持者，我想如果从一方面讲也可以。但是应该讲，我一开始没有像我们协会有些同志那样，像龙熹祖、尚进同志他们那样，旗帜鲜明地支持“四月影会”。我一个是认识上的问题，还有毕竟我是摄影家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因为我们领导成员当中，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旗帜很鲜明的，所以我当时有这个情况。但是总体来讲，我还是支持的。后来有一次我出差，协会召开了一个在京的党员常务理事会。因为中宣部当时好像有一个文件，对群众组织要分清几种形式。一种是合法的，一种是自发的，还有一种是非法的。后来我回来以后，听说在这次会上有个别同志提出来“四月影会”是非法的。我看了记录以后，我就说这不可能。我说一个非法组织，你首先要看他们的领导集团这些人，是反动还是革命的还是什么的。我说他们这些人，有的都是我们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这些人不可能是反动的，怎么叫做非法组织？我说如果按中宣部讲的话，当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一个自发的民间组织，情况就是这样的。后来的这个“四月影会”的一些活动、一些情况，我还是支持的。我谈的这些情况，在这本《永远的四月》里，当时摄影报来采访我的时候，情况都已经谈过了。我记得在1979年第二期的《新闻战线》上，我写了一篇评论“四五运动”摄影的文章。题目叫做《革命摄影史上灿烂的一章》。今天也可以讲，现在“四月影会”在中国摄影史上，应该也是闪光的一页。我祝愿“四月影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10、叶文福（诗人、“四月影会”第一回展配诗作者）：
我特别喜欢“自然·社会·人”这个标题，我特别留恋。你们是中华民族的第三只眼睛，我感谢你们。刚才大家说“四人帮”，好多人包括有很多朋友，言论很左的人，也说“四人帮”这个坏那个坏。你问一句自己没有？“四人帮”是谁？日本鬼子？国民党？不，他是我们自己思想里的敌人。由于我们学会了当奴隶，才使他们得逞。打擦边球，你跟谁打？跟自己的敌人打，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们不应该这样地活着，这么猥亵地活着。我们应该觉得自己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我们每说一句话，都要看眼色、看别人怎么说，我们每看一个事物，都要看别人看。别人看了的，我们才敢看，别人不敢看的，我们也不敢看，我们第三只眼睛就失明了。我们就是应该看别人不敢看的，就是应该看别人看不见的，就是应该看别人看起来熟视无睹、而我们看出思想性来的，这才是第三只眼睛。我们要重新代表整个民族来学会看我们自己，颂歌自己的智慧、颂歌自己的光芒，而不是每天唱那种别人怎么伟大，我是怎么渺小的无耻颂歌，乞讨来一杯残羹。我们活了几十年，政治就是一场闹剧。这场闹剧，我们跟着在里面混，人家从来没有一个人把我们当回事。所以我们应该学会避开政治污染，英勇地活着。你不下跪，别人就不会比你高。你之所以是矮子，就是因为你跪着。
感谢“自然·社会·人”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创造了一种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过的四月的精神。我们以后要把这种精神叫做“四月精神”，那就是不满。其实人类就是在一天一天的不满当中前进着，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认真地、严肃地、科学地说：“我们就是不满”。不满昨天，就有了今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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