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叫他陈支书，我说“陈支书，你是条好汉，我们记得你。你帮了村子的人。”他的眼就红了。

　　陈支书很木讷，说不出很多话，他反复地跟我说一句话“跑了那么多人，我犯了错误”，我注意到他一直说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说过自己犯罪。他只是担起了这份责任，也讲不出大道理，只是说党好，这么久了还派人来看他（指我来采访他）。

　　我问他“为什么要策划外逃”，他说不是策划，他没策划，是老百姓自己要跑的。“他们（村民）都想这么搞（逃港），你不能看着他们受苦嘛。都是同村的人，乡里乡亲的。”他又说：“他们要走就只好让他们走，担子只好我来担噢”。陈支书还是当年那个语气。

　　如果说写第一本《大逃港》时，我的采访像挤牙膏，那么现在时代变了，逃港者的顾虑在逐渐减少，能主动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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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开放与不再逃港

　　逃港者真正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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