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改革开放给深圳宝安带来的富裕，使他们有一种自豪感。“改革开放是我们最先搞起来的”，就是这些伸直了腰杆子，在有了经济地位后，也要求明确自己的政治[注: 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地位的普通农民“喊”出来的话。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是同这些逃港的农民很有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改革开放前，全国每年只允许50个人去香港，分到宝安县，连一个名额都没有，但宝安县至少有20万人的亲人在香港。有的是父母，有的是丈夫、儿女。所以老百姓就只有“逃”

　　当地的县委，就只好搞一些“土政策”，划出十四个公社的范围，允许老百姓去香港做些生意，也允许逃过港的人带物资回来，并允许他们回来办工厂，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

　　陈秉安：“如果说写第一本《大逃港》时，我的采访像挤牙膏，那么现在时代变了，逃港者的顾虑在逐渐减少，能主动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资料了。”

　　《大逃港》19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说过这样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陈秉安的长篇报告文学[注: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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