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阿莱达到访之前，声援古巴运动发现了她父亲最早的一批彩色照片。照片的拍摄者是1960年前往古巴的一名英国国际纵队队员，当时正值阿莱达出生前的那个夏天。阿莱达第一次看到这些照片时说:“好极了。拍照片的女士当时其实正在古巴建一所学校。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有人声援古巴。对我来说，这些照片的价值就在于此。”

父母的理想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阿莱达的观念，但她告诫说，你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子女，“你只能以身作则”。

父亲给我们写动物寓言

我们以为，格瓦拉一心在革命上，不可能抽时间给远方的子女编写动物寓言，但阿莱达说，他真的这样做了。

她顽皮地说:“我父亲没有机会享受天伦之乐。不过，虽然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但他会寄来写着故事或者画着图画的明信片。我弟弟卡米洛因为在幼儿园说脏话而挨了训。我母亲责怪父亲有说脏话的习惯。他当时在非洲，写信要求卡米洛不能在学校说脏话，要不然‘鳄鱼佩佩(格瓦拉杜撰的动物)’就会咬断他的腿。为了保护父亲，卡米洛只好不再说脏话。”

尽管这些回忆充满了家庭亲情，但格瓦拉从来都不单纯是阿莱达的父亲或个人财产。格瓦拉1960年参加一次葬礼时，阿尔韦托·科尔达为他拍摄了最知名的一幅肖像照———咬紧牙关，眼望远方，红星贝雷帽下露出蓬乱的头发。从那以后，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无数海报、T恤衫和广告牌上。

好莱坞最近出现了“格瓦拉热”，阿莱达对此抱有一种矛盾心理。沃尔特·萨列斯的《摩托车日记》追溯了格瓦拉早年贯穿拉美的旅行。她热切地说，这是一部出色的电影，展现了年轻人了解贫困和拒绝无视贫困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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