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然后，尽管农业上缴的地租在德川时代是收获量的30%～40%，可是到了后半期最高为30%，全国平均为20%以下。虽然教科书上写着：“被称为六公四民，以地租征收收获的60%”，可这终究是原则话，并不是现实。

德川幕府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 资料图

本文摘自《何谓日本”》  作者：堺屋太一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在人类开始搞农业的初期，对播撒种子的收获量大概最多只不过3倍左右。也就是说，收获量的30%必须作为来年的种子加以保存。当出现歉收的年份、遇到外来敌人的掠夺时，必须把更多的比率作为第二年的种子加以保存。也许大家难以想象这么严格的自我控制是靠每个人、每个家庭的自主性得以实现的。

在18世纪前半期享保享保： 是江户中期中御门天皇、樱町天皇时代的年号。1716年6月22日改元。——译者注大饥荒之际，将4斗稻种铺在枕头下面饿死的伊予伊予： 现在的爱媛县。——译者注百姓作兵卫作为“义农”长期被世代传说下去。我们很容易推测到古代人确实为了实行保存种子，需要靠“王者权力”的强制。

在没有同异民族作战、国家防卫权力不强的日本，自古以来产生中央集权式的国家形态的原因之一，肯定是同为生产水稻而保护种子、管理水路的技术知识有关系。很多古代遗址具有保管稻种用的粮仓，从中也可作出这一推断。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日本这个国家不仅承担的税额少，而且对民生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因此，国民倒不如把自己的存在和实情告诉朝廷更有利。如果让朝廷知道了，还能够分配到优质种子，朝廷有可能会给我们治理河川。据说“平定”了东北地方的坂上田村麻吕进行了屯田兵的活动，努力向周围的居民普及耐寒稻种的耕种和农器具等。之所以在比较早的时期少有抵抗就实现了大和朝廷统治东方之国就是因为伴随了水稻种植技术的普及活动。

到了15世纪以后，各地的统治者努力疏通水路、治理河水，埋头开发矿山，从事公共事业。假设其目的即便是增加大名的收益、扩大大名的支配力量，但结果却关系到提高居民的民生，这一点是没错的。

进而又到了天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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