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各地的“坏地方官”的实际面目就是缺少这种“温情”、墨守成规地应用规则的官僚。

像以上那样官民达成协议、减轻（可以说偷税）收入掌握在手比率的结果，成为德川时代后半期地租计算对象的名义收获量就成了实际的50%。作为原则，其收获量的60%，也就是说整体的30%就成了地租，而实际上再进一步减轻，就变成整个收获量的23%左右。至于除大米以外生产所缴纳的小收成物产的地租就更低，在一般的地区约20%，像养鸡之类也有“一年当中缴纳10个鸡蛋”的事例。把公鸡、雏鸡平均一下，便可推断出一年期间产鸡蛋数为17个。

1990年度日本官方负担率（租税加社会保险等占GNP的比率）达到了40%。想到这，我们就可以说德川时代后半期的租税是相当低的。

延伸阅读：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矛盾尖锐 农业税捐沉重（摘自《盛世之毁》 作者： 作者：许华 华文出版社出版）

但是，日本国内经济和军事的迅猛发展，并未能给整个国家带来社会和平与安宁：西方列强继续享受关税协定等不平等权利，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农业税捐沉重，占国家长年支出的70%以上；农民全部收获的60%～70%被迫上交；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流落城市；工人遭受的剥削也同样惊人。以至于民众不断因生活极端穷困而掀起反抗斗争。为缓和这种矛盾，1889年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颁布宪法，并在第二年举行议员选举。

但君主立宪制并没有缓解日本社会的内在矛盾。4200万居民中，有选举权的只有46万。各派相互倾轧，争权夺利，而民众的生活并没有改善。1890年纺纱工人平均工资仍只有1角7分。女工最高工资相当于英国女工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一，每天工作的时间却长达12小时。更严重的是，由于棉纱生产过剩，引起纱价暴跌，这一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危机。1890年到1893年，许多地方发生抢米风潮，农民和城市贫民纷纷卷入，佃农农会和佃农同盟组织纷纷出现。工人也不断掀起罢工。还出现争取民主权利、言论自由、关税自主、取消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的斗争。

在野党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倒阁活动，政府被迫一再改组，政潮起伏，局势动荡。统治集团为减缓国内阶级矛盾和利益集团间的冲突，也为夺取工业产品市场和开拓廉价的原料基地，加速对外扩张。棉纺织业利益集团就上书政府，要求取消棉纱出口税，以向中国、朝鲜增加输出。

这时，日本政客开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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