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与国防部政治部的副主任，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这样大的挫折对一个政治家而言，可谓致命。

然而勃列日涅夫在国防部政治部的“冷板凳”任上，完成了一件重要事情：他加强和扩大了在战争期间业已建立的与军队之间的联系。军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这一经历，使勃列日涅夫在此后赫鲁晓夫制约贝利亚的克格勃和粉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使自己成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的权力斗争中一个极为有用的人。1956年，在赫鲁晓夫的提议下，勃列日涅夫重新回到权力中心，成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并很快升任为中央主席团正式委员。

有一点不应该遗漏：在赫鲁晓夫粉碎马、莫、卡“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勃列日涅夫所采用的调子值得关注。在此后若干年的批判运动中，其他人提到这个集团时总是用“罪恶的”、“可恶的”、“背信弃义的”、“卑劣阴险的”等词语，而勃列日涅夫则用“反列宁主义的”、“政治上破产的”这样温和的词语。

1962年底到1963年初的日子里，勃列日涅夫又面临一次严峻的政治危机。这时的勃列日涅夫似乎高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位置，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总统，但这一位置被西方政治家称为“总统职位的墓穴”。在苏联的官场秩序中，这是有职无权的“虚位”。敏感的西方记者注意到这样的细节：“1962年12月，勃列日涅夫去布拉格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时，没有一名主席团委员到伏努科夫机场去为他送行或者欢迎他回来。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然而，勃列日涅夫很快发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并非“聋子的耳朵”，它毕竟提供了大量出头露面的机会。勃列日涅夫的“出镜率”仅次于赫鲁晓夫，这就犹如“混个脸儿熟”的明星效应，勃列日涅夫从此成为苏联知名度极高的政治人物。这期间他结识拉拢了更多的人。

《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一书中，有段文字这样介绍勃列日涅夫的“官场失意”：

勃列日涅夫在1953年3月的受贬中，显露了他那种值得注意的本领，那就是败而不馁，面不改色，在逆境中抓住一切有利条件，使之转危为安，最后一跃而起，以凯旋者姿态重操胜券。

核心提示：刘少奇说：“1960年我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一路陪我……这个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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