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他的确算一个英雄，那恰恰是在他停止革命之后。许多人都相信，丹东是出于对自由的真心热爱而发动暴力的，后来也是因为对这种自由的热爱而放弃了暴力。他已经发现，暴力是不可控制的。他用暴力推翻了压制自由的旧制度，然后，暴力自身就成了对自由的压制。他所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的就是这回事：人们连表达恐惧的自由都没有了。

丹东放弃了暴力，就等于放弃了靠暴力才能维持的权力。当时，他威望极高，势力广大，但他所能依靠的，正是他已经不愿意再接受的暴力。无论是代表人民权力的国民公会，还是代表党派权力的革命机关，都是革命思想的阵地，当丹东的伙伴请他自卫时，他拒绝了。当人们请他逃跑时，他的爱国精神又冒了出来。他反问道：“走？把自己的祖国带在脚底下带着走吗？”

他自以为凭借自己的声望和辩才，可以保住一命。但他忘记了一件事，许多比他声望更高更有辩才的人，在革命面前也难逃一死。很快，他昔日的战友逮捕了他，让他和那些他曾经试图拯救的囚犯同处一室。

我有理由相信，即使是在死前，丹东也没有放弃他对暴力的厚爱。他被捕前，曾和罗伯斯庇尔进行最后一次密谈，并认为“应该压制保王派，不过我们只应该进行对共和国有利的打击，而不应该把无辜的人和有罪者混为一谈”。

不过，被囚禁后，丹东的一段忏悔被记录下来，他说：“原来我是在这样的时代建议成立革命法庭的，我请求上帝和人类原谅，我建议成立革命法庭可不是为了使它成为人类的祸害。”

丹东是在35岁那年，1794年4月5日被处死的。他在死前曾哀叹再也见不到自己深爱的妻子。而按照《法国革命史》作者米涅的说法，在那之后，直到革命被颠覆，再也听不到什么人起来反对独裁和恐怖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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