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斯大林也是彼得大帝建设方式的激赏者之一。
不过,在十九世纪,苦役仍是一种相对罕见的惩罚方式。一九○六年,只有大约六千名苦役犯正在服刑;俄国革命前夕的一九一六年,只有大约两万八千六百名。〔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I/76〕具有更加重要的经济作用的是另外一类苦役犯:强制移民。他们被判处流放而不是坐牢,发配到视其潜在经济价值而选定的这个国家的人烟稀少地区。仅仅在一八二四至一八八九年间,就有大约七十二万名强制移民被发配到西伯利亚。许多人和他们的家人一同前往。他们——这些不用囚禁的劳役犯——逐渐成为俄罗斯那些杳无人烟、矿藏丰富的荒凉地区的常住居民。〔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上最大的监狱》,第44-64页。〕
他们的刑罚并不一定容易忍受,一些移民觉得他们的命运比服苦役的囚犯还要苦。发配到土地贫瘠、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的许多人在漫长的冬季活活饿死,或者因为无聊酗酒而死。女人很少——她们的人数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十五,书籍更少,根本没有娱乐。〔同上,第161页。〕
在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萨哈林岛的途中,安东·契诃夫遇见这样一些流放的移民并对他们作了描述:“他们大多经济困窘,几乎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受过实际训练,因此除了会写字——通常这对任何人都没什么用处——之外一无所能。一些人开始变卖东西,一件接着一件地出售他们的荷兰产亚麻衬衫、被单、围巾和手帕,最终在两三年后死于可怕的赤贫……”〔契诃夫:《萨哈林游记》,第52页。〕
但是,并非所有被流放者都是不幸和颓废的。西伯利亚远离俄国的欧洲部分,而且亚洲地区的官员相对宽容,当地贵族更是稀缺。有时,比较富有的流放者和获释的犯人建起了宽敞的住宅。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成为医生和律师,或者去管理学校。〔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上最大的监狱》,第161-174页。〕十二月党人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妻子玛丽娅·沃尔孔斯卡雅公主在伊尔库茨克资助修建了剧院和音乐厅: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她像丈夫一样被剥夺了贵族的身份,可是,对于她的社交晚会和私人宴会请柬,人们仍然求之若渴,即使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那也是人们的热门话题。〔克里斯蒂娜·萨瑟兰:《西伯利亚公主》,第271-302页。〕
到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已经祛除了以往某些苛刻严酷的部分。十九世纪吹遍整个欧洲的监狱改革之风最终也把俄罗斯卷了进去。制度更温和,管理更宽松。〔布鲁斯·亚当斯:《刑罚策略:俄罗斯的监狱改革,1863-1917》,第4-11页。〕实际上现在看来,与后来所出现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对于一批为数不多的即将成为俄国革命领导者的人来说,通往西伯利亚之路当时已经几乎不能算是什么严厉的处罚,即使它也并不令人舒服愉快。在狱中时,布尔什维克作为“政治犯”要比刑事犯受到一定的优待,因此获准拥有书籍、纸张和书写工具。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之一奥尔忠尼启则〔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1937),苏联共产党[注: 前身为1898年3月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起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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