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之初，由于功臣宿将的存在，重文轻武政策的消极作用尚不明显。对兵力较弱的南方诸国，包括北汉，还能取得军事胜利。但在宋初的对辽作战中，就显出它的端倪了。宋太宗战前对将领赐阵图，不信任他们。所谓“权任轻而法制密”，使他们“不能奋于一战”。对于他们进行限制、牵制，最终导致高粱河、双歧沟战役的失败。在这样的政权下，这样的氛围下，名将辈出确实是怪事。有宋一代，名将也确实是凤毛麟角。象北宋初年的杨业，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虽被誉为宋初名将第一，也不过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玮，在丁谓的排挤下，只能默默无闻地死去；狄青虽功勋卓著，位至枢密，但由于出身武将，最终也只能是外调；最冤莫过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死，“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武人也好，名将也罢，他们的命运只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离皇帝的宝座太近，或者说是他们太容易危及到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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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文教，抑武事”基本国策的推行，重视科举制度，极大地扩大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道路。中举后的优厚俸禄，也极大地吸引着大宋的文人们。这确实培养出一批名臣，但良莠不齐。文人相轻的陋习在宋代相当盛行。经济的发展，使大宋文人们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种宽容原则，更赋予他们甘于自守的借口和理由。他们做不来大事，却不容许别人做事时犯一点错误。为了遮掩自己的劣迹，借批评别人来证明自己并未推卸责任。他们平常自诩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三月份奋发而起，出乎其上，却又无法泰然处之。操守可称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说其次了，他们往往做出污蔑陷害之事了。此类事充斥有宋一代。

    　有宋一代，基本上没有汉唐的宦官专权、藩镇　割据之害，更无外戚之患。但历朝皆有权臣，从北宋初年的赵普，到南宋末年的贾似道。臣僚之间党同伐异，争斗不休。为此，欧阳修还曾著有《朋党论》，为朋党正名。但前期多君子之党当政，尚能争论为国，后期多小人之党，且以朋党罪人不浅。即使是君子之党之间的争论极大地内耗了宋代统治阶级本已不足的统治力量。与此同时，也使当权者急功近利，很难逾越党派之见。而不能通盘考虑，不拘一格的起用贤才。而是恰恰相反，使国事越来越遭。在小人当政时，就更不用说了。

    法制的根本目标，在于“惩恶扬善”。但在宋代这种纵容、放纵的社会环境下，善未扬而恶益张。最后，只能是让有志之士心灰意冷，以亡国而告终。

    2、享乐思想的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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