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乐思想在宋初就已经在宋太祖的提倡下而非常盛行。原因有二。

    一是宋太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方式，他一段话就是明证。“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子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乐乎！”（看赵匡胤多为部下考虑，这也符合其武将的特点）其实就默许，甚至提倡了享乐思想，奢侈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件事，即曹彬平南唐事。“彬之行，帝许以使相为赏，及还，语彬日：“使相品位极矣，且徐这，更为我取太原。”因赐钱五十万。（出尔反尔，言尔无信，惧武将掌权，实为皇权也）。彬至家，见布钱满室，叹日：“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过多得钱耳！”（只不过自我解嘲罢了，哪知其中玄机）”

    二是北宋在灭亡诸多的割据政权后，把各个政权的投降或是俘虏的君主都迁至首都汴梁。这些人纷纷辞楼下殿，辇来新朝，他们携妃将妾，举家迁徙，除了大兴土木之外，就是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人生如梦的享乐思想。如南唐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

    3、守内虚外的国防政策

    在灭亡山西的北汉政权以后，刚愎自用的宋太宗不顾军队的疲惫，不听从部下的忠告，率大军攻辽。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对辽作战的失利，特别是在宋军混乱之机，有人要立赵匡胤长子德昭为帝，使宋太宗大为光火，本来就得位不正的他更加做贼心虚，开始处心积虑地把注意力由外向内，巩固他及子孙的帝位。并且还对臣下说过这样的话“国家若外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所谓的帝王用心，即清除对皇权、帝位有威胁的人。

    第一步，清除多次劝其行太原之赏的德昭。原因有二，一是在平定北汉之后，德昭曾多次要求宋太宗对平定北汉的有功将士给予赏赐，颇得军心。二是在对辽作战期间，曾有人借混乱之机想拥立德。所以在德昭又一次要求宋太宗对平定北汉的有功将士给予赏赐的时候，大怒，扔出一句冷冰冰的话“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宋史·宗室二》），而迫使德昭自杀。德昭的死，宋太宗难逃其咎。

    第二步，使赵匡胤的三子德芳夭折。德芳死时只有二十三岁，虽然没有明证说明德芳的死与宋太宗相关，但是德芳死时正当壮年，而且是在德昭死后，赵匡胤的唯一传人，对宋太宗帝位最有威胁的人。他的死，不一定与宋太宗毫无相关。

    第三步，清除弟弟廷美。首先，由秦王、开封尹贬至西京留守；其次，清除身边的亲近官员，并且派人监视；再次，由西京留守贬为涪陵县公，在涪陵居住；最后，郁郁而终。以往的观点，把廷美之死，归咎于赵普，此说差矣。和把岳飞之死完全归罪于秦桧，是本出一辙。

    在清除了内部皇位的威胁后，宋太宗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辽采取守势，把战线收缩，事实上承认了辽对幽云地区的占领。军队的精锐禁军，有一半集中在京城附近驻防，边境上只有少数禁军和地方厢军。这种守内虚外、强赶干弱枝的国防政策使地方过于软弱，无力抵挡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以至于辽或金的军队能够长驱直入，很快威胁到宋的都城，从而战争一开始就给宋方以强大的心理压力。地方力量的过于软弱，甚至连农民的暴动都无力镇压。如宋仁宗年间曾有这样的事。

    例一：“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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