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汉人的移民世界，第一波大量移民是郑成功带来的军人及眷属，第二波是在清朝建省前，其中有农民、商人、冒险家、罪犯等；第三波是清廷在台湾省后，在沉葆桢、刘铭传经营下奠定了台湾现代化的基础。甲午战败，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时候，台湾已经有百万人口。

日本经营台湾五十一年，初期日本人没把台湾人当人看，进行奴化教育，治台政策以镇压反抗及压榨资源、劳力为主要目的；到了统治的中后期，台湾士绅的抗议、日本有良知的个识分子的呼吁，进行「内地延伸」主义，日本人给台湾人较好的教育及人权。二次大战爆发，日本人开始行皇民化，但为时已晚，皇民化进行未久，日本即战败投降，台湾回归祖国。

如果日本人早十年推动皇民化，皇民化更深一些，影响得人更多些，那麽台湾今天的问题会更严重。因为日本人推动皇民化不成功，所以台湾到了日本人统治末期，台湾依然是汉人世界。日本人在台湾推动的现代化，其影响也仅限于高级知识分子及都市，一般农、工及乡村民众的文化习俗至到今天，比中国乡村还要中国。

正因为直到今天台湾广大的乡村、农工阶级，其族群性格、风俗习惯依然非常传统、非常中国，所以中国人的所有缺点台湾人几乎都有，中国人与台湾人之间只有小异而没有大不同。

明清以后的中国衰弱，中国知识分子检讨中国文化的缺点、中国民族性的缺点，从清儒到对宋明理学的批评到清末章回小说讽刺中国官场的黑暗、嘲笑读书人的虚假，发展到启蒙运动在西化、现代化的努力，其精神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并延续到台湾的《自申中国》、《文星》等杂志。这一连串运动的动力就是延续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精神。

任何一个民族自大讳疾忌医，都会自取灭亡，中国知识分子走过荆棘、走过穷山恶水，但是终于拨云见月，至少海峡两岸都走出了贫穷与战乱，这一段艰辛的路程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在文化反省方面「认错」、「改过」，在政治上应该如此，在文化上更该如此。

台湾人是中国人，中国人的缺点台湾人几乎都有，此外，台湾人还有一些特殊的缺点，除了我们的观察，见诸文献档桉的，有清朝台湾地方官的官方记载、官员的回忆录。日本儿玉总督的行政长官后滕新平名言「台湾人贪财、好名、怕死」，以及日治后期的伟大抗日分子蒋渭水的《台湾人性格缺点诊断》书中强调的迷信、好斗、排外。

台湾人一些地域性的缺点形成的原因，有来自漳、泉的遗风，有因特殊地理、历史因素造成者，而这些特殊的族群性格在过去及现在都造成了无数次的大悲剧，史料斑斑可考。这些因为特殊族群性格造成的大悲剧，诸如清代的族群大械斗──彰泉之间互斗、闽客之间互斗，死亡成千上百的大械斗，历史记载者就十馀次之多，没有记载的不计其数。清朝地方官叹曰：「台人好斗、好讼，好斗无情、好讼无理。」

从「二二八」期间残杀无辜外省老弱妇孺、挖人耳鼻、杀死孕妇剖开尸体、用武士刀挑出婴儿等等，直到今天台湾人动辄啸聚群众、包围警局与法院、包围陈云林等种种恶习，迄今未除；但是我们从来没听过民进党的政治领袖或理论大师，他们对台湾人的族群缺点提出过任何客观批评。

然而，台湾人没有优点了吗？当然不是，比较起来，台湾人直爽没有心机，最重要的是台湾人性格比外省人勇敢、积极。

中国是一个老大民族，当年来台湾的外省人多沾染中国老大民族的退缩消极、因循苟且的毛病，而这些毛病台湾人几乎都没有，所以当年来台的外省人（包括笔者的父亲），都很惊讶于台湾人的吃苦耐劳。

六十年过去，台湾人的文化提升了，外省人的退缩消极、因循苟且的毛病不见了，《儒林外史》裡讽刺中国读书人的酸腐之气也不见了，新一代的台湾人实际上结合了外省人和本省人的优点，他们才配叫「新台湾人」。是否是「新台湾人」也应该以以族群性格的优劣作标准，而与「认同」毫无关係，因为「认同」是伪议题。

老中国人的缺点在台湾外省族群（无论自认为或被认为）中不见了，但是遗憾的是老台湾人的缺点「迷信、排外、好斗、封建习俗」等在本省族群中，依然在滋生蔓延、代代相传。

这种现象，民进党的政治领袖及御用学者要负最大责任，因为你们非但讳疾忌医、非但护短、非但不思匡正台湾人的缺点、非但不思提升台湾族群的文化水准，反而利用他们的缺点走群众路线、暴力路线，取得短期的政治利益，反而用「台湾文化」、「去中国化」、「本土化」等花言巧语来溷淆台湾人的认同，製造文化标准的溷乱，使得台湾乡下族群的文化水准一直不能提升，这种利用族群性格缺点以谋取自己政治利益的心态，不是跟日本军阀一样可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