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浙大毕业生，后来中共浙大地下党的负责人许良英回忆说，“当时全国没有几个大学校长能像他那样，有学生被捕，他都要到监狱去看学生。审判时他直接去旁听，他比学生的父亲还关心他的儿子。”

而竺可桢对学生的爱护，也是获得共产党方面好感的重要原因。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控制下的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起了为竺可桢祝贺六十岁生日的活动。在此这前，许良英还主持做了一件事，在1949年元旦的时候，以“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给一批进步人士写信拜年，并希望他们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竺可桢是收信人之一。

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

以竺可桢原本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大学就是个学知识培养人格做学问的地方，不应掺入那么多的政治。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真空之地。竺可桢后来的校长生涯，就这样将大量时间消耗在政治风潮上，为营救学生和为浙大争取资金，他身心俱疲，心生厌倦。

竺可桢想辞去浙江大学校长职务的念头已经有很久，但他离开浙大的决定却做得很突然。1949年4月28日，他接到教育部长杭立武的一封电报，要他立即到南京去，他回电说现在去不了，因为学校面临疏散传闻，人心惶惶。后来，他得到浙江省保安司令的保证，决不会到浙大抓人，觉得对学校可以放下心了，又听说社会上关于他要出任迎接中共的维持会副主席，他觉得此时再留在浙大，很难讲清自己与政治的关系，那么杭立武的电报，就是离开浙大最好的理由。

到了上海，竺可桢住在朋友处。此时竺可桢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望，而且，中国大陆是他研究气象最好的天地，他打定主意不去台湾。但是对于共产党，用他在后来的“思想自传”中的说法，他“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他与朋友们探讨，问他们是不是要赴广州，几位朋友“唯唯否否”，觉得去了也“前途茫茫”。

5月26日，竺可桢一觉醒来，上海已经易了帜。“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在当天日记中，竺可桢写下了他对共产党军队的好印象。

新中国成立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在当时李四光副院长尚未回国的情况下，作为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竺可桢以他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崇高的人望，为建立中国科学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有24位选择了离开，其余的都像竺可桢一样，选择了留下。（据《中国新闻周刊》黄艾禾/文）

在政权交替的关口，著名知识分子是国共两党争取与争夺的对象。在当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除24位选择离开外，其余的都像竺可桢一样，选择了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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