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和解当时就引发了巨大争议。一些中方人士认为，这是“日方施小钱换美名”。而当前的此次西松和解，无疑是套用了9年前的“花冈模式”。更让康健担忧的是，这样的和解会给将来的索赔诉讼造成法律障碍。

尽管如此，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专家刘宝辰教授还是认为“（和解）可以理解”。作为西松索赔案的调查人和联络人，刘宝辰参与了从案件调查到最终解决的全过程。在他看来，和解虽然有些无可奈何，但其中也有积极因素。他告诉本报记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实现了我们所需要的三条：补偿、谢罪、建纪念碑。”

民间真正响应者凤毛麟角

刘宝辰教授眼里的“无可奈何”，恰恰反映了中国民间对日漫漫索赔路上的尴尬与困境。

十余年来，不停地有中国老人站到了日本法庭上，他们是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毒气问题以及细菌战问题的受害者，尽管他们拿出了如山的铁证，但结果仍是败多胜少，能够得到日本企业的一点补偿金，就已是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刘宝辰教授对此深有感触。他说，1998年之前，中国国内对索赔“并不那么认可”，社会舆论关注得也很少，许多研究者多是“偷偷摸摸地调查”，相互之间少有沟通和协调。长此以往，就形成了现在的民间零星索赔、各自为战的局面。

日本国内的形势也很复杂。

日本律师党派不一，观点立场不同。这在此次西松索赔案中展露无遗。据了解，为安野作业所中国受害劳工索赔的是由内田雅敏为代表的日本律师团，背后主要是过去一直对华友好的日本华侨在支持。而为信浓川作业所受害者索赔的则是由小野寺利孝为代表的日本律师团与中方律师。在历史、政治以及现实利益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虽然均为西松公司的受害者，却不得不各自为战。

康健更是直言被“日方钻了空子”，是日本人为尽早卸下“历史包袱”而采取各个击破之举。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副会长陈春龙教授曾总结索赔之路上的尴尬：“虽然大家总的目标一致，但实际操作起来则谁也不会听谁的。每个人的经历、性格、习惯各不相同，在一起合作共事难免产生分歧误解；国内每个诉讼团体的目标不一样，每一件案子所接触的日方机构之间想法也有差异。”

但更为尴尬的是“自己人的漠视”，这是几乎所有受访者的共同感受。尽管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总能挑起国内很多口水，但要真正落实到对日索赔这样的具体事件上，响应之人凤毛麟角。陈春龙教授说：“中国受害者所打的这么多场官司，大部分资金还是由日方的律师以及爱国华侨资助的。”

不要给后人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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