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邵义诚在内的，这次与日方达成和解的正是安野作业所的中国劳工。而康健则是信浓川作业所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的代理律师。她说，日本外务省1946年的《华人劳工劳动情况调查报告书》明确记载，西松在二战期间奴役的中国劳工，除了安野作业所的360人外，还有在信浓川作业所的183人。

拿到和解协议后，康健连夜将其译成中文，并第一时间通知了信浓川作业所的五位受害人及遗属，受害人及遗属在电话里头答复说“不能接受”。

康健表示，不接受的原因主要基于三点：“和解”条款中，再次延续了法院免除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法律责任的错误做法，仅空洞地“承认”事实；补偿金额过低（平均到个人仅60万日元，即约合45500元人民币，并且当中还包括祭奠、交流、调查等事务性费用）；补偿基金将由日本的自由人权协会下属基金会管理，而不是中国的相关机构。

“这与‘花冈和解’同出一辙。”康健愤愤地说道。

“花冈和解”的当事方是日本建筑行业的鹿岛公司和中国战俘和劳工。1995年，耿谆等11名原告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一案。该案最后达成“和解”，鹿岛公司在不承认法律责任的前提下，拿出5亿日元的信托金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来“救济”受害人。

该和解当时就引发了巨大争议。一些中方人士认为，这是“日方施小钱换美名”。而当前的此次西松和解，无疑是套用了9年前的“花冈模式”。更让康健担忧的是，这样的和解会给将来的索赔诉讼造成法律障碍。

尽管如此，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专家刘宝辰教授还是认为“（和解）可以理解”。作为西松索赔案的调查人和联络人，刘宝辰参与了从案件调查到最终解决的全过程。在他看来，和解虽然有些无可奈何，但其中也有积极因素。他告诉本报记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实现了我们所需要的三条：补偿、谢罪、建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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