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中的钱学森

一次，在中科院一位朋友的办公室。我去时，朋友在欣赏一卷《钱学森手稿》。说是欣赏，他眼中流露的正是这样的目光。这一套手稿，分两卷，五百多页，是从钱学森早期的手稿中遴选出来的。

我拿过来翻了翻，与其说是手稿，莫如说是艺术品。无论中文、 英文、大字、小字、计算、图表，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连一个小小的等号，也长短有度，中规中矩。

钱学森的手稿令我想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而想到他唯美的人格。

如是我闻：在美国期间，钱学森仅仅为了解决一道薄壳变形的难题，研究的手稿就累积了厚厚一大摞，在工作进展到五百多页部分，他的自我感觉是：“不满意！！！”直到八百多页时，才长舒一口气。他把手稿装进牛皮纸信封，在外面标明“最后定稿”，继而觉得不妥，又在旁边添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考试中的钱学森

对于笔者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如下的几句老实话。回顾学生时代，钱学森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八十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

八十多分，第三名，第二等，这哪里像公众心目中的天才学子？然而，事实就是事实，钱学森没有避讳，倒是轮到世人惊讶，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把大师的从前和卓越、优异划等号。钱学森的这份自供，同时也纠正一个误区：一个人的成才与否，跟考试成绩并不成绝对正比。不信，可去查查当年那些成绩排在钱学森前面的同学，作些比较分析。

天才加勤奋的钱学森

钱学森的天才是不容置疑的。根据已故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采访，麻省理工的学子曾对他佩服不已。有一回，钱学森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十分冗长的算式，有个学生问了另一个与此题目无关、但也十分困难的问题，钱学森起初不予理会，继续在四个十英尺长、四英尺宽的黑板上，写满了算式。

“光是能在脑袋中装进那么多东西，就已经够惊人了，”一位叫做哈维格的学生回忆，“但更令我们惊叹的是，他转过身来，把另一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解答出来！他怎么能够一边在黑板上计算一个冗长算式，而同时又解决另一同样繁复的问题，真是令我大惑不解！”

天才绝对来于勤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一位犹太籍的校友回忆：“有天一大早——是个假日，感恩节或圣诞节——我在学校赶功课，以为全幢建筑物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把留声机开得特别响，乐曲高潮到一半时，有人猛力敲我的墙壁。原来我打扰到钱学森了。我这才知道中国学生比犹太学生更用功。后来他送我几份他写的关于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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