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蒋介石实现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任命陈绍宽为海军部长。陈绍宽提出将海军舰艇吨位提高到60万吨，并装备航空母舰、巡洋舰等大型主力舰的口号，但国民政府以不符合省钱、省事、省时的“三省”原则而予以否决。1932年“一·二八”抗战期间，民国海军坐视保卫上海的第19路军不救，反而与日寇搞联欢，引起国内舆论大哗，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高友唐提出解散海军的动议，要求将海军现有舰艇卖给商家作商船，将卖舰的钱拿来买200艘小艇守海口。

    这一耻辱令陈绍宽终生难忘。为了让弱小的海军在短时间内能够具备与敌周旋的一定实力，他将希望投向了潜艇。

    1937年5月，国民政府派陈绍宽等10多名海军官员前往德国，谈判从德国订造潜艇的事宜。6月9日，陈绍宽一行秘密抵达德国首都柏林，与德国工业品贸易公司(Hapro，中国习惯称“合步楼公司”)达成协议。根据原计划，中国经合步楼公司向德国吕贝克的弗兰德-沃尔夫造船厂订造排水量500吨级的远洋潜艇1艘、250吨级的近海潜艇4艘，以及潜艇母舰1艘。但由于最后到账的款项不足，真正开工的仅有2艘250吨级的近海潜艇，计划于1940年4月及5月完工。

    这两艘中国订造的潜艇在德国的编号为U120和U121，属于IIB型，IIB型潜艇的适航性和机动性都不错，属于当时较为出色的设计，德国海军自行装备的一艘IIB型潜艇曾在二战中击毁多达20余艘的盟军舰船，战力足见一斑。这两艘潜艇对于当时的中国海军而言，可谓杀手锏，如果能够秘密运抵中国投入战斗，其战果很让人期待。

    不料风云突变，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早与德国形成战略同盟，尚未交货的中国潜艇已无回国参战可能。1937年8月 21日，中国与苏联签定《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让德国政府大为震惊。接下来，亲日的里宾特洛甫出任纳粹外交部长，1938年5月，德国宣布中止一切战争物资输往中国，包括先前中国向德国订购的潜艇与鱼雷艇等多项海军装备。1939年9月，德国正式照会中国，2艘为中国建造的潜艇将由德国海军接收，中国已付款项经由南斯拉夫王国银行退回，但由于1940年6月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国民政府并未收到这笔退款，这笔钱便成了一桩悬案。

    3000万马克之谜

    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逃到台湾，由于官僚机构臃肿庞大，严重缺乏办事经费。

    1953年，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奉派到欧洲视察驻外人员业务，派驻西德的通信员严敦炯向赖名汤报告，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曾与合步楼公司订有购买包括潜艇在内的军火商约，“该商约系由德国克兰先生(Klein)经手办理，现尚有余款3000万马克，约合700-800万美元，仍存于德国银行内，'我政府'似可收回此款。”赖名汤如获至宝，在11月9日上呈“总统府”的一份公文中说明此事，蒋介石在听取“总统府参军长”、德国问题专家桂永清的建议后，让时任台湾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的俞大维具体查办，整个调查过程要严格保密。

    经过俞大维多方探察，确认克兰是前合步楼公司的重要关系人。20世纪30年代，合步楼公司作为德国政府在华的业务代表，主持了多项德中军事和经济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中国以战略矿产交换德国工业品的易货案，克兰是主要的经办人。而当年曾与克兰打过交道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官员名叫齐焌，他在1949年后跑到瑞士，与台湾方面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蒋介石遂要求“经济部”、“财政部”、“国防部”与“外交部”多管齐下，访寻当年旧人，以确定这笔款项的来龙去脉。

    1953年正好是国民党败退到台湾的第4年，台湾当局因朝鲜战争稳住了阵脚。蒋介石不甘心困守孤岛，一意加强军事建设，图谋反攻大陆，但因台湾百废待举，财政残破，1953年，当局总岁入只有23.33亿元(旧台币)，而当年军事支出就达到14.08亿元。因此，在德国这笔约800万美元的款项对台湾而言无异于久旱甘霖。

    混乱的信息

    从台湾“国史馆”现有解密的档案来看，台湾各部门各自搜集的消息不仅有出入，而且信息也不乐观。1954年1月30日，“行政院长”陈诚向蒋介石呈报的公文中，提到“外交部”查遍所有从大陆带来的档案，没有见到任何档案记载抗战前国府向德国银行存入3000万马克，在合步楼公司的易货档案中反倒记载，中国还积欠德国3100万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