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情报站站长李守福今年已是80高龄。
年轻时的李守福。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这也是国民党势力在中国大陆所盘踞的最后一座大城市。
然而，真正的和平并未就此到来。从全国各地溃逃麇集于成都的国民党潜伏特务、落魄军官很快窜逃至川西北阿坝地区的雪山草地，拼凑起数千喽啰，四处兴风作浪。正是这撮号称“陆上台湾”的匪军，成了新中国的肘腋之患。
1951年仲夏，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派出一个秘密情报站，代号“208”。他们广泛依靠藏、羌、回、汉各族群众，积极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雪山草地间支起了一张隐形的情报网，导引着剿匪大军犁庭扫穴，荡平匪患。
“小公安”领导“老特务”
1951年7月上旬，一个闷热的下午，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侦查员李守福受命来到了会议室，接受领导布置的一项机密任务。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60年，已是80岁高龄的李守福仍清楚地记得那次会议的每一个细节：
“会议室正中摆着一张桌子，我坐在一边，对面是政保室主任林佐夫、侦查科长王禾、老侦查员刘传弗。屋子的一角有个老式电风扇，一直在‘吱吱扭扭’地响个不停。”
会议的气氛让当时还年轻的侦查员有些紧张。
林佐夫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任务的情况。
茂县专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流窜着五六千作乱叛匪，这是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利用雪山草地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有计划布建的反共游击武装，这些人不同于一般土匪，而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匪帮。中央军委决定组建西南公安师，担负清剿雪山草地叛匪的任务。
雪山草地社情复杂，敌在暗，而我在明。为配合部队剿匪，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决定组建一个秘密情报站，潜入叛匪活动区域，进行情报侦察。
而这个代号“208”的情报站，就交由李守福负责。
“我？”李守福对组织上选择自己担此大任有些惊讶——那时他年仅21岁，看上去还是个毛头小子。
不但是李守福，记者对这个决定的因由也很是好奇。不过，了解了李守福的详细资料后就会发现，除了年龄有些小之外，他的确是这个职务的最佳人选。
李守福1930年生于山西洪洞县。1945年，还在读中学的李守福就参加了革命，当时就是地方公安系统的侦查员。1950年，他作为南下干部分配到成都，在政保室工作队任侦查员，负责缉捕逃亡潜伏匪特、挖缴非法电台及武器等。虽然只有21岁，李守福却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公安”了。
现在已是古稀之年的罗克刚和毛思寇，曾对成都市公安局60年的历史进行过全面整理，对李守福再熟悉不过。他们告诉记者，当时政保室共有两个组，李守福已经是侦查组的组长，在这个职位上表现出很强的工作和领导能力。李守福不但精明强干，而且为人热情、豪爽，这一点特别有利于在多民族杂居地区独当一面，与少数民族群众交往。
虽然有些出乎自己意料，但李守福还是“深感光荣和责任重大”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不过，领导接下来的话又让他心底一沉：
“这个情报站，只有你这个站长是公安干部，其余都是国民党原警特人员。”
交给李守福的是这样一张208情报站成员名单：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长康伯桃、大队副白德伟、督察室主任张尚钰、稽查处社侦组副组长何麟、原四川省会警察局分局长钟添麟、原国防部二厅川西游击区情报员马秀生……共17人。
为什么选择国民党的警特人员？李守福当时也是满心疑虑，但经领导细说其中用意，很快心下释然。
“藏族有句谚语‘只有老鼠才能找到老鼠洞’，我们的做法就是‘以特制特’、‘以毒攻毒’。”李守福对记者笑着说，“当然，这些原来的国民党警特已经是我们的同志了，他们也确实是最熟悉那些匪帮的情报员人选。叛匪中许多人是这些情报员原来的同僚或上司，便于开展内线侦察和分化瓦解。”
自然，列入208情报站成员名单的原国民党警特人员，是逐个甄别审查后挑选的。他们都是起义或自首立功人员，历史罪恶不大。成都解放后，他们亲眼见证了新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心实意拥护党和人民政府，自觉自愿想立新功。
当年的情报站站长李守福，也不清楚“208”这个编号的由来，可以肯定的是，潜入雪山草地的秘密情报站远非208一个。在此后三年的剿匪战斗中。208却是工作最为突出的一个。
1951年7月18日，西南公安师四千剿匪大军从什邡挥师进入阿坝地区。同日，李守福率领208情报站的侦察小分队，也从成都向着雪山草地进发。等待他们的，不仅是恶劣的雪域高原、草地沼泽，还有各种力量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
图中左一为傅秉勋，中间站立者为苏永和。
“陆上台湾”
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原称茂县专区，是块地域广袤、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的高寒地带。当年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指的就是这里，那是长征中最艰苦、最漫长、最危险的战斗历程。夹金山、毛儿盖、马尔康……这些冷僻的地名铭刻着那段血肉和生命铺就的伟大征程。阿坝遂有了“雪山草地”的别称。
红军胜利走过雪山草地之后的14年中，乾坤逆转。
随着中国大陆最后一座大城市成都的解放，国民党残兵败将窜入了雪山草地，借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条件苟延残喘，积蓄力量，妄图东山再起。
这些匪帮实际上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前布下的一颗颗“定时炸弹”，受蒋介石集团的直接领导。朝鲜战争爆发后，川西的反动军事力量被美国中情局看作“插入中国腹地的一把匕首”，暗中加以扶植，不断地为其空投特务、物资和军事装备。蒋介石更是慷慨地为各路匪首“加官晋爵”，各种委任状、嘉奖令随着空投一起到达。一时间，反动匪帮的司令们“将星闪耀”，部队的番号、人数任其吹嘘。
当时，香港一家杂志用来自台湾的消息刊登了题为《陆上台湾——傅秉勋和他的黑水根据地》的文章。文章说：“短短几个月内，四方义士风聚云涌，如今傅的大旗下已拥兵10万，且多为国军正规军人……”
“陆上台湾”的名头就此叫响，但它的“十万大军”却是痴人说梦。
阿坝地区的敌情、匪情错综复杂，抛开一众宵小不谈，形成规模的反动军事力量主要有三股，总人数五六千人。
其一是傅秉勋匪帮。
傅秉勋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是蒋介石的“门生”，先后在胡宗南、杨森的手下任过师长和军长，官至少将。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傅几次转投靠山，两次携款潜逃。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将其列为通缉犯，甚至把他从黄埔军校的名录中除名。
成都解放后，傅秉勋私藏千两黄金逃到阿坝地区的靖化藏区。在那里他遇到了国民党某师残部400余人。傅亮出自己的军衔和黄金，遂成了这支残兵的“司令”，并与台湾取得了联系。
蒋介石获知傅秉勋在大陆后方拉起了一支队伍，大喜过望，不但收回了通缉令，还电命傅秉勋为72军军长，官升中将。傅秉勋以400余人枪为资本，收罗各种社会渣滓，成了匪患力量的主要军事指挥者。
其二是周迅予匪帮。
周迅予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元老之一，老牌特务头子。上世纪30年代，周迅予在上海曾参与策划暗杀著名“左派”人士杨杏佛和《申报》社长史量才。1949年任成都稽查处长时，一手制造了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一次大屠杀——成都十二桥血案。
成都解放前夕，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组建“反共救国军”，其中第三纵队司令即是周迅予。成都战役开始前，周迅予即带领一帮军统特务、反动武装向川西北逃窜，沿途勾结豪吏劣绅，收罗残余匪特，裹胁地痞流氓，拼凑了一支号称千人的所谓“敌后国军”，活动范围在草地的松潘、理县、茂县等少数民族地区。
其三是何本初匪帮。
何本初原是茂县专区专员，当地解放时曾假起义，暗中组织茂县专区反共自卫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委任各县伪县长为所属各部司令，纠集地方武装，组织叛乱。
若只是这三股匪帮的几千人马，在把国民党800万军队都打垮了的人民解放军眼中根本不足一提。当时阿坝地区的敌情、匪情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这些反动力量把当地的民族势力裹挟了进来。
当时，川西北藏区土司林立，各霸一方，各自为政，时而联合，时而厮杀，互扰不已。国民党特务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极尽胁迫利用之能事。一方面进行反动宣传，歪曲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以高官厚禄相许。一些少数民族头人、土司被国民党特务蒙蔽，为他们提供庇护支持，甚至与其同流。
时值抗美援朝期间，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正在进行。流窜在雪山草地间的数千国民党匪帮，成了新生的共和国的肘腋之患。
毛泽东这样定义川西北剿匪的战略地位：“就全国军事大事来说，本年度（1952年）是抗美援朝第一，进军西藏第二，黑水剿匪第三。”
黑水，即为川西北国民党匪帮巢穴所在。
利源商号
杂谷脑，阿坝州理县县府所在地。这个散落山腰的荒凉小镇，西扼阿坝马尔康，东连松潘、茂汶，北接黑水地区，是内地进入藏区的交通要冲和门户。
新中国成立之初，杂谷脑居住总人口不足千人，却聚居着藏、羌、回、汉等多族人口。在内地，这样的规模只是一个小村子，而在地广人稀的阿坝地区，杂谷脑已经算得上个繁华市镇了。
1951年7月下旬，一位汉族货郎买下小镇东面山坡上三间羌式石屋，又雇了几个羌族工匠将其修缮一新。这个货郎也是受人之托，为准备在杂谷脑开商号的另一位老板备好了铺面。
是年8月中旬，一位年轻的汉族老板带着一个十几人的商队来到杂谷脑。他们把人背牛驮的几十包货物摆进石屋。盐巴、砖茶、针头线脑……各色在藏区有着极好销路的货品摆了两间铺面，另外一间则开了诊所，也做住宿之用。
一面白布旗号挂在房檐，上面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着：“利源商号”。
利源商号的老板，就是208情报站的站长李守福，随他而来的那支商队，则是情报站创建之初的全部成员。这个利源商号，是李守福侦察小分队进入阿坝地区之后建立的第一个情报站，也是由此向广袤的雪山草地辐射情报网点的“208”总部。
从成都到杂谷脑，其实不过200多公里的路程，208情报站的成员们却走了将近一个月。回想起那段艰苦的行程，李守福至今感慨良多：“都说‘蜀道难’，可我们走的这趟线连一条称得上‘道’的路都没有，仅有些牧群踩出的羊肠小道。这一路，有一大部分是靠手脚并用爬过来的。”饶是道路难行，这支商队还要把在成都购买的货物全部随身携带，一路翻山越岭，行路愈发艰难。
出发前，成都军管会公安处为208情报站拨款60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6000元），全部购买了茶砖、盐巴等货物。
“这笔钱可是不小的启动资金呢。”李守福笑着说，“利源商号一开张，就是当地最大的商号，后来又在几个镇子开了分号。我这个‘李老板’成了大富商，在当地可是很风光的。”
在几乎没有道路交通的情况下，阿坝腹地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的，与外界的信息、经济往来，靠的就是利源商号这样的商队。这也为208情报站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掩护身份。
利源商号虽只是个掩护，卖的却是货真价实的藏区畅销货，生意也着实不错。开张三个月后，不仅基本解决了营业之初的资金紧张、情报员生活无保障等难题，经营所得利润还足以支撑情报站的自身运转。
商号开张，李守福就以老板的面目坐镇指挥，情报站的其他成员，都成了货郎，背着背篓或骑着马，游走四方，明里卖货，暗中收集情报。情报员钟添麟懂得医术，就扮作走方郎中，背着药箱四处行医。因其医术当真了得，还被当地群众誉为“我们的好门巴（医生）”。
而与此同时，李守福等人还在藏、羌、回、汉等各族群众中不断吸收情报员，发展情报关系。在208情报站展开活动的三年中，共发展情报员88名，建立情报关系200名，其中10人被国民党残余匪帮发现后惨遭杀害，没有一人叛变。
一位名叫索朗的藏族情报员，至今提起仍令李守福唏嘘：“他不但是我的情报员，也是我的好兄弟。”
索朗本是甘肃藏民，为躲避军阀战乱，举家逃到阿坝，又遭奴隶主迫害，沦落成一个四处乞讨为生的流浪艺人。李守福在逃亡奴隶和乞丐聚居的阿坝县塔洼与他结识，两人喝了血酒，结为兄弟。藏族人重义守诺，喝血
酒是最庄重的誓言。
成为208情报站的情报员之后，索朗不惧危险，经常孤身一人潜入匪巢，摸清匪帮所在位置和人员数量，带回了大量的宝贵情报。1953年，索朗前往侦察一支残匪。这股土匪向来凶残。行前，索朗还笑着对李守福说：“放心吧，完不成任务绝不回来见你。”没想到一语成谶，索朗在这次行动中被匪首察觉。
据后来被捕的匪特供称，索朗受尽折磨，始终不发一言，最后惨遭活埋。
随着情报员队伍的壮大，208情报站的情报网络也由近及远，从点到面。在“陆上台湾”匪帮盘踞的周边地区及其活动逃窜路线和匪巢内部，“208”先后建立情报网站148个，覆盖三分之二的雪山草地，约5万平方公里的地域。
国民党反动匪帮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像蛛网上的些微震颤一样被情报员敏锐捕捉，随即传达到剿匪部队的指挥中枢。
马尔康分号
1951年11月19日，成都军管处又向草地派出一个工作组，配合即将展开的军事清剿。担任组长的武征，乃政保处侦查科副科长。他在第一线领导208情报站，并负责整个茂县专区向匪帮盘踞地派遣秘密情报员的任务。
与208情报站不同的是，这个工作组的身份是公开的。当时阿坝地区虽然已经宣告解放，但多数地区的人民政权并没有建立，从成都派去的工作组就暂时代行人民政府的各项职责。
武征工作组一行四人，从成都向着马尔康徒步进发。为安全起见，行进途中的工作组仍然化装成行脚客商。因为毗邻马尔康的黑水，即是国民党反动匪帮盘踞的老巢。
走了几日，工作组成员李青孟察觉到一丝异样。这一路崇山峻岭，漫无人烟，常常走上一天也不见行人。而他们四人的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中年人，不远不近地始终尾随。
李青孟说，起初他以为那也是个内地去藏区的客商，与商队随行是安全起见。但仔细观察就发现，这个人的举手投足规范有度，步伐沉稳，明显是受过军事训练。
李青孟把自己的怀疑提示给工作组组长武征。没想到，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武征对此却毫不理会。
12月16日，工作组经过27天的长途跋涉，抵达马尔康，尾随而至的那个中年人也不见了踪影。当晚，武征才向李青孟交底。原来这个尾随而至的中年人是为208情报站物色的又一名情报员。其人名叫刘建雄，原是国民党茂县专区的中尉警官。这次是他主动请缨，打入匪巢卧底。身份公开的工作组，自然不能在明处与刘建雄发生直接联系。
刘建雄不仅对雪山草地的社会政治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与主要匪首何本初所部人员多有交往。他要设法打入匪帮，获取情报，并相机对不同匪首进行策反、分化。
208情报站的情报网向着匪帮老窝张开了。
得到新任务的208情报站站长李守福，也带着几名情报员来到马尔康。他们以在马尔康开办利源商号分号为掩护，针对黑水匪巢展开情报侦察。
208情报站虽然是在进行秘密情报侦察，可他们却没有携带任何特工用具，包括电台。
“用不上。”李守福解释说，“那时阿坝地区没有电，带着电台还要带发电机，天线架起来，谁看不出这是一群特工啊？”
所有的情报，全靠情报员的眼睛、耳朵和嘴，暗中观察，侧面打听，然后返回利源商号口述给李守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