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陈毅
1929年5月28日前后，也就是在朱毛红军夺取永定之后的短短几天内，全军各纵队在接连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分兵于永定、龙岩和上杭县各乡村展开活动。闽西的赤色版图，也在贫苦农民们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迅速地拓展开来。
不过，在这一阵阵欢庆的锣鼓声中，包括营连以下的大多数红军官兵也许并不知道，在永定县湖雷这个并不出名的小镇召开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在红四军设立军事委员会的问题。
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是最了解朱毛红军党内这场争论的知情者之一。他回忆说，这场争论从永定县湖雷前委会议开始，随后又争到上杭县白砂、连城县新泉，一直争论到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亲历过这一段历史的萧克回忆说，从湖雷会议开始，大会小会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论起来。那时候党内不忌讳争论，刚刚学习过的党的六大的党章规定“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所以大多数人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到了新泉看到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朱德分别写给林彪的信，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加热烈了，甚至连朱、毛去留的问题都提出来了。萧克的回忆记述了这样一些情况：
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主持红四军党的“七大”
6月19日，朱毛红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前敌委员会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肩负的任务，虽然是要停止争论，化解矛盾，以便应对敌人的“会剿”和发展革命局面，但是在矛盾尚存争论未息的情况下，该由何人来主持这次会议?前委选择了政治部主任陈毅。事实上，在那样的背景和气氛下，陈毅是唯一适当的人选。
6月22日，经过几天的准备，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公民小学的兴学祠大厅里召开。
这是在历史上受到诸多争议的一次会议。有说是这次会议把毛泽东赶出了红军，有说是一次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会议。历史当事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又作出不同的评价。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说：“我那时候犯了一个大错误，七次大会的结果很坏。”
朱德在194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的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
江华的回忆文章写道：“会议开了一天，虽然通过了决议案，选举了新的前委会，但对从‘七大’前就开始争论的主要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萧克认为：“‘七大’达到了停止党内争论，增强团结，以便分兵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并为打破敌人‘会剿’作准备。真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概。”
当时不过28岁的陈毅，血气方刚，坦荡直率。他同朱德一起率领南昌起义仅存的千余人马，历尽艰辛，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以来，担任过军委书记、士兵委员会秘书长，一直是这支部队举足轻重的领导人。对于这场争论，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你们朱毛两个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他自认为是在晋楚之间，到底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希望两方面团结。
在陈毅看来，自从他与朱德上井冈山以来，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军离不开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也有缺点。他说那时候党内比较民主，“不管你是哪一个，也可以给你框几个缺点”。朱德也有缺点，1928年7月开赴湘南遭到很大的损失，他根本就不作检讨，现在又跟刘安恭共同反对毛泽东，是很危险的。
考虑到这些，陈毅首先对毛泽东作了一番批评，“对毛主席我打了他一棒，对朱军长我也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目的是要大家团结，不能分裂。但是他后来认识到，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造成的结果，是无原则的团结，是和稀泥，实际上是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助长了错误。
陈毅按照“各打五十大板”求团结的思想，殚精竭虑，起草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大会经过一天的争论，通过了这个决议。
大会最后选举了新的前委。新的前委除保留中央指定的毛泽东和朱德，选举陈毅和4个纵队的司令员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共13人为委员，决定以陈毅为书记。这个决定即呈报中共中央批准，在未批准以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
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后，闽西土地革命运动迅速展开，赤色区域大为拓展，影响所及，闽粤赣三省边区革命势力相继而起，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南京国民政府为之震动，决心调集三省兵力对朱毛红军和正在崛起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联合进攻，谓之“三省会剿”。
赴上海党中央请命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