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1883-1971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书法家，曾任《新青年》编辑。书坛曾有“南沈北于（右任）”之说，上图为其手迹。

    罗广斌（1925-1967年），《红岩》作者之一,1948年被捕后先后被囚于渣滓洞、白公馆。1949年“11·27”大屠杀之际，越狱脱险,随后为执行难友们的嘱托，写成《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披露了“狱中八条”。上图：罗广斌及报告原件关于“狱中八条”部分。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江姐》，提到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们牺牲前集体留给党组织的最后遗书——“狱中八条”。狱中的革命者们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要对党讲，“狱中八条”就是他们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最后诉说和嘱托——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历史悲剧重演。那么，“狱中八条”是怎样产生的？它是针对当时什么问题提出来的?其中蕴涵着怎样的历史教训和深刻意义？

    1949年11月，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的共产党员们，通过脱险同志向党提出了一份意见和建议。他们总结历史经验，仰望黎明的曙光，寄希望于党：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意见”共八条，也称“狱中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这个材料于1989年首次披露。“狱中八条”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震撼力。

    ■烈士们牺牲前叮咛可能活着出去的同志，把他们最后的嘱托报告给党，罗广斌完成了这个重托

    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随后被关进渣滓洞监狱楼上七室。楼七室是隔离室，专关态度“顽固”、不守监规的犯人，管理更加严格，平时不准放风。楼七室里有一位罗广斌认识的囚犯张国维（1939年入党，被捕前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互相很熟悉。乘特务看守不注意，两人悄悄交谈。张国维十分冷静地分析罗广斌的情况。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基于此，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从此，罗广斌肩负着这项特殊任务，作了一个有心人。

    1949年元月17日，是江姐（即江竹筠）丈夫彭咏梧在武装起义前线牺牲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监狱各囚室的难友纷纷采用各种形式慰问女囚室里的江姐。江姐的回报是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各囚室先后分情况进行了讨论。这对提高狱中同志的斗争意志和思想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在这里，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他的入党介绍人，被捕前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王朴(被捕前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陈然(被捕前任《挺进报》特支委员)等进一步结成生死患难之交，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就在“11·27”大屠杀那天子夜，当渣滓洞的屠杀火焰还在燃烧之际，在白公馆的罗广斌带领尚未被杀的十多位难友，乘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突围，冲出牢笼，蛰伏乡间，三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罗广斌终于活着出来，得以向党报告烈士们的最后嘱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日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各个监狱脱险的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罗广斌参加了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他每天夜晚趴在地铺上奋笔疾书，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到12月25日，即大屠杀后的第28天，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的这份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写成，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这份报告为七个部分，现在只存第一、二、三、七四个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报告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挺进报》事件引发的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第七部分即“狱中意见”八条，约3000多字，是《报告》的核心部分。面对敌人的屠刀，狱中的共产党员们争取活着，准备死去，满怀豪情，慷慨激昂；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沉着冷静，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着重从党的工作自身找问题。这是一群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披沥赤忱倾诉的真知灼见。在烈火与热血中，烈士们得到永生；在烈火与热血中，“狱中意见”八条也得以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