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卷子上的文字说明里，多次出现了将“民”字避讳缺末笔，而“旦”字却正常书写。这就使得学者们想到唐代的两位皇帝太宗李世民(626-649)和睿宗李旦(684-690)，根据两位皇帝在位时间的上下限，苏珊将星图的制作年代锁定在公元649-684年间。

那么这张星图又是谁绘制的呢，是原本还是复制本呢？

苏珊在整理卷子上的文字中，多次发现“臣淳风言”的字样。“淳风”即为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李淳风，公元648-664年间，他作为天相学家一直在长安为皇室所御用。从时间上看，与星图的制作时间基本重叠。因此可以推断，星图就是李淳风所绘制并在图上撰写了说明。

尽管星图绘制在上等丝制纸上，但从制图的方法和书写风格来看，不免有粗糙拙劣之嫌，苏珊认为不应该是李淳风为皇家制作的原件，而是同时期或稍晚时的复制品。

与此同时，法国的两位学者则从天文学的角度对星图进行了精确的研究。经过用天文望远镜的对照，星图上标记最亮的200颗星星的位置相当准确。而更让科学家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张绘制相当准确的北半球星图中，竟然在北斗星组群里“遗漏”了北极星！

苏珊认为这样的做法也与中国古代的“避讳”传统有关。中国古代一直认为天和地是一个体系，在天空中位置固定不动、被众星拥戴的北极星通常被看成是帝王的象征。尽管在此以前的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避讳”北极星的记载，但在这张星图上，有可能出于对皇帝的尊重而将北极星排除在北斗星组之外，绝非是技术上的遗漏。

通过“避讳”来断代存在一定问题

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国内的学者又是如何评价的呢？为此，笔者电话采访了北京的马世长教授。

马教授认为星图的制作时间应当是在8世纪初或更早的时期，绝对不可能是李约瑟断定的五代后晋时期。“80年代我在敦煌参与研究工作时，看了无数的敦煌卷子，看得多了，就知道每一个时期的卷子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从纸张和书写风格上判断，星图一看就是唐代的东西。”不过，对于西方学者将星图制作年代限定在649-684年间，马教授略有质疑，因为完全根据“避讳”来断代有时也不准确。“尤其是复制本，后代在抄写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去遵守前代人的避讳做法。必须是同一时代的人才会遵守那个避讳。”

由于还没有看到西方学者们的论文，治学严谨的马教授更多地介绍了他本人对星图所做的工作。通过马教授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星图的断代依据和马教授当时的做法基本一致。“其实，这也暴露了国内外学术交流存在的问题。从1983年起，对于星图的年代，国内的学者基本接受了我的观点，即是抄绘于唐中宗(701-710)时期的复制本。但是国外学界一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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